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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顾晨知道，这就是默许。 --- 【六、全省轰动与家庭线索】 顾晨的抉择，像一颗炸弹，在全省炸开了锅。 《江南日报》再次跟进：《天之骄子弃“铁碗”，扎根农村办企业——大学生顾晨的惊人之选》 文章一出，议论四起。 有人说他有志气，有人说他太傻，有人说他肯定背后有靠山，有人说他迟早要后悔。 但顾晨不在乎。 他在晨光公司召开全体员工大会，正式宣布：“从今天起，我是公司的全职董事长。我的工资，按公司章程规定，由董事会决定。但我提议：在我做出实质性业绩前，工资按普通技术员标准发。” 台下掌声雷动。 王秀兰红着眼眶：“晨子，你放心干！婶子和所有乡亲，都跟着你！” 李卫东用力点头：“技术这块，我拼了命也要跟上！” 铁蛋爹没说话，只是用力拍了拍顾晨的肩膀。 而就在顾晨全力投入公司时，顾青山那边的调查，有了突破，也有了挫折。 深夜，顾青山把顾晨叫到书房，桌上放着一个老式录音机。 “这是你奶奶当年的导师，陈柏年教授，临终前托人转交给我的。”顾青山按下播放键。 磁带沙沙作响，一个苍老、虚弱、充满愧疚的声音传来： “……青山，我对不起晚晴……当年那个项目，是我让她接的……我说，成功了，能救成千上万人……但我没保护好她……有人看中了她的成果，要抢……晚晴不同意，他们就……他们势力很大……我害怕了，我退缩了……我眼睁睁看着他们把她带走……我这一辈子，都在悔恨中度过……” 录音到这里，剧烈咳嗽，然后中断。 顾青山关掉录音机，手在颤抖：“陈教授两个月前去世了。这是他女儿偷偷寄来的。她说，父亲临终前一直念叨母亲的名字，说‘我有罪’。” “关键证人呢？”顾晨问。 “死了。”陆知行推门进来，脸色凝重，“我托北京的战友查了。当年参与诬陷母亲的一个关键人物，三年前就病死了。另一个……现在身居高位，根本动不了。” 线索再次中断。 顾晨看着父亲通红的眼睛，握住他的手：“爸，至少我们知道了：第一，奶奶的研究确实价值巨大；第二，她是被陷害的；第三，对手很强。但这不代表我们输了。我们现在有了录音，有了笔记，有了公司，有了影响力。时间在我们这边。” 顾青山抬头，看着儿子年轻而坚定的脸，忽然觉得，那个需要他保护的小男孩，真的长大了。 “你说得对。”他深吸一口气，“我们不能急。我们要等，要积累，要变得更强大。总有一天，要让真相大白于天下。” ---
第37章 严打来咯 1983年8月25日，中共中央发布《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》。 “严打”开始了。 红旗镇（原红旗公社）街头，高音喇叭循环播放着公告，墙上贴满了红头文件。公安干警列队走过，橄榄绿的制服在夏末阳光下格外肃穆。 顾晨站在晨光公司办公楼二层的窗前，眉头紧锁。 “晨子，你别太担心。”王秀兰端着一杯茶走进来，“咱们公司做的都是正经营生，手续齐全，账目清楚，怕什么？” “王婶，这次不一样。”顾晨接过茶杯，没喝，“‘严打’的重点是刑事犯罪，但底下执行起来，很容易扩大化。尤其是咱们这种民营企业……” 话音未落，楼下传来一阵嘈杂。 一辆吉普车、两辆边三轮摩托车，卷着尘土停在了公司门口。车上跳下七八个穿公安制服的人，为首的五十来岁，国字脸，表情严肃。 “你们负责人呢？”那人声音洪亮。 王秀兰脸色一变，想下楼，被顾晨拦住了。 “我去。”顾晨整理了一下白衬衫的领子，深吸一口气，走下楼梯。 会议室里，气氛凝重。 国字脸的中年人出示了证件：“我是县公安局副局长，陈建国。有人举报你们晨光公司存在‘投机倒把’‘雇工剥削’‘扰乱市场秩序’等严重问题。根据上级指示，我们成立专案组，进驻调查。” 顾晨接过那份盖着红章的《立案调查通知书》，手很稳。 “陈局长，我们欢迎调查。”他抬起头，目光坦荡，“晨光公司所有经营活动，都经得起检验。但我有个问题——举报人是谁？举报的具体内容是什么？” 陈建国看了他一眼：“举报人要求保密。至于内容……简单说，就是怀疑你们利用集体企业名义，实际搞私人资本经营；以‘帮带’为名，行剥削之实；还涉嫌倒卖国家计划内物资。” 每一条，在这个年代都是重罪。 “明白了。”顾晨点点头，“需要我们配合什么？” “第一，交出所有账本、合同、文件。第二，公司所有管理层不得离镇，随时接受询问。第三，生产暂时停止，等待调查结果。” 王秀兰急得站起来：“停产？那几百号工人怎么办？地里的庄稼等不起啊！” “这是程序。”陈建国面无表情，“请配合。” 顾晨按住王秀兰，平静地说：“好。但工人工资不能停，地里的庄稼不能荒。我们可以配合调查，但请允许我们组织工人进行技术培训、设备检修——这不影响调查吧？” 陈建国沉吟片刻，点了点头。 接下来的三天，公司财务室成了临时办公室。 二十几个大纸箱的账本、合同、单据被搬出来，堆满了三张长桌。两个年轻的公安干警负责清点、编号，手指翻得发黑。 陈建国亲自查账。 他翻开了1980年的第一本账。 那是晨光公司刚成立时的流水账，记在普通的练习本上，字迹有些稚嫩，但一笔一笔，清清楚楚： “3月15日，收入：卖菜籽油50斤，单价0.8元，合计40元。支出：买麻袋10条，2元；给李师傅修拖拉机，5元……” “4月2日，王婶交来鸡蛋30斤，按市价0.6元收购，支出18元……” 每一笔收入，都有来源；每一笔支出，都有用途。最下面是分红记录：“张满仓家：土地分红12元，劳务分红8元……” 简陋，但干净。 陈建国翻了一下午，从1980年到1983年，账本越来越规范，从手写变成打印，从流水账变成复式记账。但核心没变：透明。 他甚至看到了一笔特殊的支出：“1982年8月，捐助镇小学修缮教室，200元。” “这笔钱是怎么回事？”他问。 旁边的会计——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姑娘，紧张地回答：“是、是顾总提议的。他说公司挣了钱，不能忘了乡亲。这钱走的是‘公益基金’科目，不参与分红。” 陈建国没说话，继续翻。 调查第三天，陈建国决定去实地看看。 他没有通知任何人，只带了两个干警，骑着自行车，随机走访。 第一家，是镇东头的孙老栓家。 低矮的土坯房，但院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孙老栓正在喂鸡，看见穿制服的进来，吓了一跳。 “老人家别怕，我们是来了解情况的。”陈建国语气和缓，“您家是不是和晨光公司有合作？” “有、有啊！”孙老栓赶紧搬来小板凳，“领导您坐。我家五亩地，三亩包给公司种药材，两亩自己种口粮。去年光分红就拿了四百多！我儿子还在厂里上班，一个月五十块工资！” “他们有没有欺负你们？强迫你们签合同？” “那哪能！”孙老栓瞪大眼睛，“合同是我自愿签的！不签的也有啊，西头老王家就没签，自己种自己的，公司也没逼他。” “那你们把地交给公司，不怕他们坑你们？” “不怕！”孙老栓拍着胸脯，“顾晨那孩子，实诚！说保底分红，年底一分不少。去年发大水，药材收成不好，公司自己亏了钱，可我们的保底分红照给！这样的公司，上哪儿找去？” 陈建国点点头，在本子上记了几笔。 第二家，是镇上的寡妇刘翠花家。 男人前年工伤没了，她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，最小的才五岁。以前靠救济粮过日子，现在在晨光公司的食品厂包装车间上班。 “一个月四十二块五。”刘翠花说着，眼眶红了，“够我们娘四个吃饭穿衣，还能供老大上初中。陈局长，您说，这要是‘剥削’，那我求求他们多‘剥削’我几年！” 走访了十几家，说法大同小异。 没有强迫，自愿合作；收入增加，生活改善；说起顾晨和公司，都是感激。 陈建国骑车回驻地的路上，一直沉默。 第五天，陈建国把顾晨叫到临时办公室。 “账目我看了，走访也走了。”他点了一支烟，“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，你们公司经营规范，没有发现举报信上说的问题。” 顾晨松了口气。 “但是，”陈建国话锋一转，“有一个疑点：你们公司的性质。工商登记是‘集体所有制’，但实际出资、经营决策，都是你个人主导。这算不算‘挂集体牌子，搞私人经营’？” 这个问题很尖锐。 顾晨沉默了几秒，然后从随身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。 “陈局长，这是1980年公司成立时的《章程》。”他翻到最后一页，“您看，这里明确写着：‘本公司为红旗公社全体社员共同所有的集体所有制企业，实行股份合作制经营。全体社员通过社员代表大会行使所有权，选举产生的董事会行使经营权。’” “我是董事会选举的董事长，对董事会负责。所有重大决策——比如投资、分红、人事任命——都必须经过董事会表决。去年我们增资扩股，开了三次社员代表大会，表决记录都在这里。” 他又拿出一沓会议记录。 陈建国仔细翻看，眉头渐渐舒展。 “那举报信里说你们‘雇工剥削’……” “我们所有员工，包括我在内，都是股东。”顾晨一字一句，“他们持有‘劳力股’，年底按股分红。这不是雇佣关系，是合作关系。这一点，公司章程、劳动合同里都写明了。” “至于‘投机倒把’‘扰乱市场’……”顾晨苦笑，“我们所有的原料收购、产品销售，价格都公开透明，合同都在工商局备案。如果这也算‘投机’，那全国的自由市场都该关了。” 陈建国掐灭烟头，长叹一声。 “顾晨，你是个聪明人。”他看着眼前这个比自己儿子还小的年轻人，“但你要知道，现在这个风口上，有人想整你，有没有问题都能找出问题。” “我知道。”顾晨点头，“所以我一直很小心。但陈局长，如果因为害怕被整，就不做事、不改革，那改革开放还要不要搞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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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期待烟花漫天,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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