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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好吃。”他说。 林芝笑了。 穿过几条街，他们来到一栋灰色的楼房前。 楼门口挂着一块牌子：松江县革命委员会。牌子是白底红字，油漆还很新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门口站着两个穿军装的人，背着枪，表情严肃，像两尊雕像。 “就是这儿。”林芝说。 晏城看着那块牌子，沉默了一会儿。他的眼睛里有东西在闪，是紧张，是期待，还是别的什么。 “走吧。”他说。 三人走进去。那两个站岗的看了他们一眼，没拦。 楼里很安静，走廊里没什么人。墙上贴着标语，红纸黑字，写着“为人民服务”“抓革命促生产”“阶级斗争一抓就灵”之类的话。走廊很长，光线昏暗，只有几盏白炽灯亮着，发出昏黄的光。脚踩在地上，发出空旷的回声。 他们上了二楼，找到一间办公室，门上挂着一块牌子：主任办公室。牌子是木头的，漆成了暗红色，边角已经磨损了。 晏城敲了敲门。 “进来。”里面传出一个声音。 推开门，屋里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，穿着中山装，戴着眼镜，正在看文件。他抬起头，看见三个人站在门口，愣了一下。他的目光从晏城脸上扫到林芝脸上，又扫到李树生脸上，带着审视和疑惑。 “你们找谁？” “找主任。”晏城说。 “我就是。”男人放下文件，摘下眼镜，“什么事？” 晏城走进去，站在办公桌前。他的背挺得很直，眼睛直视着那个男人。 “我姓晏，叫晏城。”他说，“松岭公社的。这是我兄弟林芝，这是我朋友李树生。” 主任点点头，指了指椅子。 “坐。什么事？” 三人坐下。椅子很硬，硌得慌。林芝坐在椅子上，手心都是汗，把裤子都洇湿了一小块。 晏城沉默了一会儿，才开口。他的声音很平静，但每个字都像石头，砸在地上。 “主任，”他说，“我要告一个人。” “告谁？” “郑长河。”晏城说，“县革委会的郑组长。” 主任的眉头皱了起来。他的眉头很浓，皱起来像两条毛毛虫趴在额头上。 “郑长河？告他什么？” “告他包庇杀人犯。”晏城说，声音更沉了，“告他掩盖我爹的死。” 主任愣住了。他的眼镜滑下来一点，他伸手推了推。 “你爹？” “我爹叫晏大川。”晏城说，“1969年，他在松岭后山被人害死。那些人说他是被老虎叼走的。不是。他是被人害死的。” 主任沉默了一会儿。他的手指在桌上轻轻敲着，一下一下，很有节奏。 “你有什么证据？” 李树生站起来，从包袱里掏出那份证词，放在桌上。他的手在抖，证词也跟着抖。那张纸已经发黄发脆，边角都破了，折痕处磨出了洞。 “这是我爹留下的。”他说，“他亲眼看见的。” 主任拿起证词，从头到尾看了一遍。他看得很慢，一行一行，一个字一个字。屋里很静，能听见他翻纸的声音，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，能听见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喇叭声。 看完，他抬起头，看着李树生。 “你爹是李老拴？” “是。” “他亲眼看见那几个人抬着一个人下山？” “是。”李树生说，“那个人手上戴着一个铜顶针，是晏大川的。我爹以前去松岭赶集，见过晏大川打猎，认得那个顶针。他还说，那几个人穿着不像是本地人，说话口音也怪。” 主任沉默了很久。 他把证词放下，看着晏城。 “晏城同志，”他说，“这件事，我会调查。但如果属实，牵涉的人很多，不是我能做主的。” “那谁做主？” 主任想了想。 “市里。”他说，“得报到市里。” 晏城点点头。 “那就报。” 主任看着他，眼神复杂。那眼神里有同情，有无奈，还有一种林芝看不懂的东西。 “晏城同志，”他说，“你要想清楚。这件事，牵扯到的人，可能有很大的背景。你扛得住吗？” 晏城没说话。他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看着窗外。 窗外，阳光很好。街上人来人往，有人在卖菜，有人在买东西，有人骑着自行车匆匆而过。有个小孩在追一个皮球，跑得飞快。一切都那么平常，那么安静，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 他转过身，看着主任。 “我爹死的时候，”他说，声音很平静，“我十九岁。我娘查了两年，什么都没查到，把自己查死了。我弟弟那时候才九岁，什么都不懂。我一个人，扛了七年。” 他的声音很平静，但每个字都像石头，砸在地上，砸在每个人心上。 “七年。”他说，“我等了七年。” 主任沉默了很久。他摘下眼镜，用布擦了擦，又戴上。他的手也在微微发抖。 “好。”他终于说，声音有些沙哑，“我帮你报。” 那天下午，主任写了报告，盖上章，让人送去市里。 晏城、林芝和李树生在办公室里等着。一等就是一下午。 太阳从头顶慢慢移到西边，光线从窗户照进来，在地上拖出长长的影子。主任批文件，喝水，偶尔抬头看他们一眼。他们就这么坐着，谁也不说话。 林芝靠在椅子上，困得眼皮打架。但他不敢睡，怕错过什么。他掐自己的手心，让自己保持清醒。 李树生一直抱着那个包袱，抱得紧紧的。他低着头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偶尔抬起头，看看窗外，又低下头去。 晏城坐在那里，一动不动，像一尊雕像。他的眼睛盯着墙上的挂钟，看秒针一下一下地走。 挂钟滴答滴答，一秒一秒，一分一分。 太阳落山的时候，送报告的人回来了。 “市里说了，”他说，喘着气，满头大汗，“明天派人来。” 主任点点头，看着晏城。 “今晚住下。”他说，“明天再说。” 三人出了办公室，站在街上。天快黑了，路灯亮起来，昏黄昏黄的。街上的人少了，只有几个匆匆赶路的身影。卖东西的摊子都收了，地上留下一些烂菜叶和包装纸。 “走吧。”晏城说。 三人找了个小客栈住下。还是那间客栈，还是那两张床。李树生单独一间，在旁边。 林芝躺在床上，看着天花板。天花板上有水渍，黄黄的一片，像地图，又像云彩。 “晏城哥，”他说，“你说，明天会怎么样？” 晏城沉默了一会儿。 “不知道。”他说。 林芝侧过头，看着他。月光从窗户照进来，照在晏城脸上，照出他紧绷的下颌线。他的眼睛盯着天花板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 “你怕吗？”林芝问。 晏城转过头，看着他。 “不怕。”他说，“该来的，总会来。” 林芝握住他的手。那只手粗糙，温暖，有力。 “我陪你。”他说。 晏城没说话，只是反手握紧了他。 那一夜，林芝睡得很沉。没有梦。 第二天一早，市里的人来了。 三个人，都穿着中山装，表情严肃。领头的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，姓周，自称是市革委会的。他的脸方方正正的，眼睛很亮，说话声音不高，但很清楚。 他们在主任办公室里见了面。周同志把证词看了一遍，又问了李树生很多问题。问得很细，时间，地点，人物，对话，什么都问。问了一遍，又问一遍，反复确认。 李树生一一回答，声音发抖，但说得清楚。他的手一直攥着那个包袱，攥得指节发白。 问完，周同志沉默了很久。他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背对着他们。 屋里很静。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。秒针走了一圈，又一圈。 “这件事，”他终于开口，转过身来，“我会如实上报。但你们要知道，查这种事，需要时间。” “多久？”晏城问。 “不知道。”周同志说，“可能一个月，可能半年。也可能……” 他没说完。 但晏城明白他的意思。也可能不了了之。 “那我们就等。”他说。 周同志看着他，点点头。他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，像是欣赏，又像是同情。 “好。”他说，“你们回去等消息。” 从县革委会出来，三人在街上站了很久。 太阳照在身上，暖洋洋的。街上人来人往，有人推着板车，有人挑着担子，有人骑着自行车叮铃铃过去。一切如常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 但林芝觉得冷。从心里往外冷。 “晏城哥，”他说，“他们会查吗？” 晏城看着远处的街道。街道很长，看不到头。 “会。”他说，“一定会。” 李树生站在旁边，抱着那个包袱，眼眶红红的。他的眼泪终于流下来了，顺着瘦削的脸颊往下淌。他用手背抹，抹了又流，流了又抹。 “我爹……”他说，声音哽咽，“我爹要是能看见就好了。” 晏城走过去，拍拍他的肩膀。那只手很重，也很暖。 “他能看见。”他说，“他在天上看着呢。” 三人往回走。 走了两天，回到松岭。 王凤娟站在村口等他们。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在风里站成了一棵树。 看见他们，她跑过来。跑得很快，鞋都差点跑掉。 “咋样？”她问，喘着气，“咋样？” 林芝看着她，忽然觉得眼眶发热。 “报了。”他说，“市里会查。” 王凤娟愣了一下，然后眼泪就下来了。她用手背抹着眼泪，抹了又流，流了又抹。 “好，”她说，“好。” 那天晚上，王凤娟又炖了一锅肉。王铁柱、孙大勇、周建军都来了。一屋子人，热热闹的。 李树生坐在角落里，还是不怎么说话。但他的眼睛里，有了一种不一样的光。不再是恐惧，不再是紧张，而是别的什么。 晏城坐在炕边，喝着酒。他喝得不多，但每一口都喝得很慢。酒是王铁柱带来的，自家酿的苞谷酒，烈，辣嗓子。 林芝坐在他旁边，看着他。 “晏城哥，”他轻声说，“你终于等到了。” 晏城转过头，看着他。 月光从窗户照进来，照在他脸上，让那张冷硬的脸，显得格外柔和。 “嗯。”他说。 窗外，夜风吹过。吹得树叶沙沙响，吹得窗户纸哗啦哗啦。 这一夜，他睡得很沉。
第36章 暗夜火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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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期待烟花漫天,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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