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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她在等一个完整的布局。每一个人，每一幅画，每一个数字，都不是随机的。她不是在杀人，她是在完成一件作品。一件需要三十四年才能完成的作品。” 江余靠在窗台上，夜风从背后吹过来，凉飕飕的，吹得他脖子后面的汗毛一根一根地竖起来。 “那我们现在呢？”他问，“我们在这件作品里是什么角色？” 沈渡转过身，也靠在窗台上，两个人并排，面朝办公室。日光灯的光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对面的墙上，两个黑色的轮廓，一个稍微高一点，一个稍微矮一点，但姿势几乎一模一样——双手插兜，肩膀微微前倾，像两只蹲在枝头休息的鹰。 “我们是这件作品的最后一块拼图。”沈渡说。 江余偏过头看他。沈渡的侧脸在灯光下线条分明，鼻梁的阴影落在嘴角，像是微笑，又像是没有。 “那我们就做最后一块。”江余说，语气轻得像在说明天早上吃什么，“做得好看一点。不能给整幅画丢人。” 沈渡没有说话，但他的嘴角那个微表情又出现了。不是肌肉抽搐，是一种从很深的地方浮上来的、几乎看不见的弧度。 江余看见了。他没有说。 有些东西，说出来就不是那个味道了。 第二天上午，远程提审准时开始。 东城看守所的视频画面投在大屏幕上，画面中央是一张桌子，桌子后面坐着温鸢。她穿着橙色的拘留服，头发比之前长了一些，散在肩膀上。 她的脸色比在水厂顶楼的时候好了一些，眼眶下面还有青色，但比之前淡了。她的眼睛依然是那种浅褐色的、近乎透明的颜色，像秋天的落叶，像稀释过的茶。 她看着镜头——或者说，看着镜头后面的人。嘴角有一个很淡很淡的弧度，不是笑，是一种“我知道你们会来”的平静。 “江队长，沈顾问。”她的声音从扬声器里传出来，有些失真，但每个字都很清楚，“你们找到那棵树了。” 不是疑问句，是陈述句。 江余坐在屏幕前，手里转着笔，语气轻松得像在跟老朋友聊天：“找到了。树下有一幅画，画上有一个穿白裙子的女人，被勒死了，旁边放着鸢尾花。是你画的吗？” 温鸢沉默了五秒钟。那五秒钟里，她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，但她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——江余注意到，那个节奏和沈渡思考时的敲击节奏一模一样。 “是我画的。”她说，“但不是最早的那一幅。最早的那一幅，我画了撕，撕了画，画了三十年，一直画到我满意为止。” “你满意的那一幅，现在在哪里？” 温鸢微微低下头，看着自己放在桌上的手。那双手很长，骨节分明，指甲修剪得很整齐。曾经握过解剖刀、手术刀、剪刀，也握过画笔、铅笔、炭笔。画过最美的花，也杀过活生生的人。 “在你们找不到的地方。”她抬起头，嘴角的弧度变大了一点，变成了一种江余从未在她脸上见过的表情——不是得意，不是嘲讽，是一种近乎天真的、孩子气的骄傲。 江余手里的笔停了。他放下笔，身体前倾，靠近麦克风，用一种他从没用过的、郑重的语气说：“温鸢，我们不是为了那幅画来找你的。我们是为了1990年8月14日晚上，永安路23号，那个七岁的女孩。她叫什么名字？” 温鸢的表情终于变了。不是崩溃，不是哭泣，是一种极其细微的、几乎不可能被察觉的松动——像一扇紧闭了很久的门，被风吹开了一道缝。 “她叫温鸢。”温鸢说，声音没有颤抖，但比之前轻了，轻得像一片叶子从树上落下来，“她一直都叫温鸢。从一开始就是。” “那天晚上，她看到了什么？” 温鸢闭上了眼睛。 大屏幕上的画面静止了，像一张截图。整个会议室里没有人动，没有人说话，连呼吸声都刻意放轻了。 然后温鸢睁开了眼睛。 她的眼眶红了，但没有泪水。那双浅褐色的眼睛里倒映着审讯室惨白的灯光，像两颗被水洗过的玻璃珠。 “她看到她的爸爸把她的新妈妈勒死了。”温鸢的声音轻得像在做梦，“她的新妈妈穿着白色的裙子，涂着红色的口红，很漂亮。她死的时候，嘴巴微微张着，像要说什么，但什么声音都没有发出来。” “她的爸爸跑了。从后门跑的。跑的时候踢翻了一个花瓶，花瓶碎了，里面的鸢尾花散了一地。她捡起一朵，走到新妈妈身边，把花放在她的手心里。因为她觉得新妈妈死了以后，就没有人给她送花了。” 江余的眼眶红了，但他没有哭。他咬着嘴唇内侧的肉，咬得很用力，用疼痛把那股往上涌的酸气压了回去。 “后来呢？”沈渡的声音从他旁边传来，平稳得像一条直线，但如果仔细听，那条直线的末端有一丝极其细微的颤。 温鸢看着沈渡，那个眼神和看江余不一样——看江余的时候，她像是在看一个朋友；看沈渡的时候，她像是在看一面镜子。 “后来，她再也不叫那个人爸爸了。她叫他‘那个人’。那个人把她送到了乡下，给了别人家养。她在别人家住到十五岁，然后跑了出来。她做过很多工作，攒了很多钱。她把所有的钱都用来画画。她想把那天的画面画下来，画到一模一样，画到任何人看到那幅画都能感受到那天的温度、气味、声音。” “她画了三十年，终于画出来了。她把这幅画藏在一个地方，一个只有她知道的地方。” 沈渡的目光微微动了一下：“那幅画不是1990年的。那幅画上画的是苏晚。” 温鸢的笑容消失了。 她的表情从平静变成了审视，从审视变成了一种江余读不懂的东西——像是敬畏，又像是嫉妒。 “你真的很聪明，沈顾问。”温鸢的声音恢复了那种低沉而平稳的调子，“比我预想的还要聪明。是的，那幅画不是1990年的。 1990年的那个画面，我画了三十年，从来没有画出来过。我画不出来。因为那天晚上的光线太暗了，很多细节我看不清。我的记忆是一幅不完整的画。” “所以你用苏晚做模特。”沈渡的声音冷了下来，但不是那种愤怒的冷，而是一种“我终于把拼图最后一块放上去”的冷。 温鸢没有否认。 “苏晚长得像她。”温鸢的声音没有任何感情起伏，像是在念一份技术报告，“像那个穿白裙子的女人。但不是脸像，是气质——柔弱、沉默、逆来顺受。她让我想起那个人。所以我想画她。” “你杀了她，然后画了她。” “我画了她，然后杀了她。”温鸢纠正道，语气平静得像在说“我先吃饭后洗澡”，“顺序很重要。我必须先把她画成那幅画里的样子，然后再让她变成那幅画。画是永恒的，人是会变的。我留住了她最好的样子。” 会议室里的空气冷得像冰窖。 江余闭上了眼睛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又缓缓地吐出来。他睁开眼睛的时候，眼里的红血丝还没有退，但他的声音已经恢复了稳定。 “温鸢，那卷录音带在哪里？” 温鸢歪了一下头，那个动作让她看起来不像一个四十一岁的连环杀手，更像一个被老师提问的学生。 “什么录音带？” “温晚死之前录的录音带。藏在413室画后面的墙洞里。你取走了。” 温鸢沉默了更长时间。 然后她笑了。 那是一个江余从未见过的笑——不是温鸢的冷笑，不是白鸢的苦笑，不是温晚的虚弱笑容。是一种干净的、明亮的、像是把所有重量都放下了的笑。 “那卷录音带，”她轻声说，“在我妹妹手里。” 屏幕暗了下去。 会议室的灯管忽然闪了一下，发出细微的嗡嗡声，像是在提醒所有人——你们还在地面上，你们还活着，但你们刚才触摸到的那个深渊，比任何物理意义上的深渊都深。 江余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动作很慢，像是一个七十岁的人从沙发上起身。他走到白板前，看着满墙的照片和时间线，看着那个被红笔圈了无数遍的“11”，站了很久。 “白鸢手里有录音带。”他说，声音有些哑，“白鸢一直都知道。温晚死之前，把录音带寄给了白鸢。不是寄给了温鸢，是寄给了白鸢。因为温晚信任的从来就不是温鸢——她信任的是白鸢。” 他转过身，看着沈渡。 “我们要回去。” “回东城。” “对。回东城。找白鸢。找那卷录音带。” 沈渡已经拿起了风衣，动作快得像早就准备好了。他看着江余的眼睛，那双冷淡的眼睛里有一种江余从未见过的情绪——不是担忧，不是急切，是一种更安静的、更深沉的东西。 “在回去之前，”沈渡说，“我们还有一件事没做完。” “什么事？” 沈渡从口袋里掏出那张老狗在桥洞底下捡到的照片，放在桌上。照片上是被砍下来的手，手指齐全，切口整齐，右下角那个手写的日期在日光灯下格外刺眼。 “给老狗送照片的人。”沈渡的声音不疾不徐，“他说‘猜到了？’——问的是我们。他知道我们在查11。他知道我们会找到老槐树。他甚至知道简晴的纸箱。他从一开始就在我们的调查路线上，比我们领先了至少两步。” 江余盯着那张照片，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——节奏和沈渡的一模一样，但他自己没有意识到。 “不是一个人。”江余说。 沈渡微微抬了一下眉毛。 “给老狗送照片的人，和写路牌的人，不是同一个人。”江余的声音慢慢地、一字一句地拆解着这个推论，“写路牌的人想保护413室的秘密，所以他把路牌改了、移了、埋了。他不想让人找到录音带。但给老狗送照片的人——他想让我们找到录音带。他想让我们知道11的存在。” “这两个人的目的相反。”沈渡接上了他的话，语速比平时快了一点，那是他兴奋时的表现，“一个在隐藏，一个在暴露。他们在互相拉扯。这说明——他们不是同伙，甚至可能是对立的。” 江余直起身来，嘴角翘起那个熟悉的、有些坏的弧度。 “那我们就让他们继续拉扯。”他说，“他们拉得越用力，露出来的东西就越多。” 他拿起手机，拨了一个号码。 “赵小刀，帮我查一个人——何勇，外号大何，三年前在栖心疗养中心当护工。查他所有的社会关系，尤其是2020年之后和他有过联系的人。还有，调取临川市2020年冬天的所有失踪人口报告，看看有没有和大何体貌特征相符的人。” 挂了电话，他转头看着沈渡。 “走吧，回东城。路上我想吃烤茄子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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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期待烟花漫天,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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