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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六百三十公里，烤茄子带过去凉了。” “那就到了再吃。” “到了是凌晨。” “凌晨也有烧烤摊。” 沈渡没有再说话。他已经开始在心里规划路线了——不是规划怎么走最快，而是规划沿途哪个服务区可以买到热的烤茄子。 但东城没有烧烤摊凌晨还开着。他决定到了之后自己去烤。 反正他什么都会。 只是不想让江余知道。
第23章 录音带 东城分局的走廊在凌晨两点依然亮着灯。江余推开办公室的门，发现白板上的照片和关系线被人重新整理过了。赵小刀的字迹工工整整地标注了每一个人的姓名、身份和关联程度，温鸢、白鸢、温晚、顾城、简晴、简安、何勇的名字被红色的线连在一起，像一张密密麻麻的蜘蛛网。 赵小刀本人趴在桌上睡着了，脸下面压着一沓打印出来的户籍资料，口水在纸上晕开了一小片。江余看了她一眼，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搭在她肩上，动作很轻，但赵小刀还是醒了。她猛地抬起头，嘴角还挂着一条亮晶晶的口水痕迹，眼神从迷茫迅速切换到清醒，速度快得像是装了开关。 “江队？沈顾问？你们回来了？”赵小刀用袖子擦了擦嘴角，声音还带着刚睡醒的沙哑，“临川那边怎么样？” 江余在她对面坐下，把从临川带回来的证物袋放在桌上——铁皮路牌、那幅画着穿白裙子女人的油画、简晴的素描本和日记，以及那张被银色油漆笔写着“猜到了？”的照片。赵小刀一个一个地打开看，看到那幅油画的时候，她的手指停了一下，脸色微微发白。 “这是温鸢画的？”她的声音有些发紧。 “1990年的案子，”江余把从临川带回来的卷宗复印件推到她面前，“穿白裙子的女人，勒死，现场有鸢尾花。温鸢七岁的时候亲眼看到的，画了三十年，杀了两个人。” 赵小刀翻开卷宗，第一页是那张黑白现场照片的复印件。死者穿着白裙子，侧躺在地上，脖子上的勒痕清晰可见。照片的角落里，那朵鸢尾花被框进了镜头，即使是在黑白的色调里，也能看出那朵花被摆放得很端正，像是在做一个郑重的告别。 赵小刀看了很久，然后抬起头，眼眶有些红：“一个七岁的孩子——她怎么受得了？” 江余没有回答。这个问题的答案，他也在找。 沈渡从门口走进来，手里端着一杯冒着热气的茶，放在赵小刀面前，面无表情地说：“喝点热的。你脸白了。” 赵小刀愣了一下，接过茶杯，小声说了句“谢谢”。她来东城分局三年了，沈渡调过来不到半个月，这是沈渡第一次主动给她倒水。不是因为冷漠，是因为他从来不会注意到别人渴不渴、冷不冷、累不累。他的世界里只有案子和逻辑，人的生理需求对他来说是一种需要被忽略的干扰。 但今天他注意到了。也许是和江余待久了，被传染了某种“人味”。 “白鸢那边联系了吗？”江余问。 赵小刀喝了一口茶，把杯子放下，翻开自己的工作记录：“联系了。她现在在东城第一人民医院精神科接受治疗，主治医生说她最近状态比较稳定，可以接受探视，但要提前预约时间。我约了明天上午十点。” “录音带的事跟她提了吗？” “没有。电话里不方便说，我想当面谈。” 江余点了点头，靠在椅背上，把棒球帽扣在脸上挡住灯光，声音从帽子下面传出来，闷闷的：“赵小刀，你回去睡吧。明天上午你不用去了，我和沈渡去就行。” 赵小刀犹豫了一下。她看了看江余——帽子遮着脸，看不出是睡着还是醒着。又看了看沈渡——沈渡正站在白板前，把从临川带回来的新线索往白板上贴，动作轻而精准，像是在完成一幅拼图。 “行。那你们也早点休息。”赵小刀站起来，把外套放在江余桌上，拿起自己的包走了。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停了一下，没有回头，声音有些干涩：“江队，白鸢……她也是受害者。你们问话的时候，别太狠。” 江余把帽子从脸上拿下来，看了赵小刀的背影一眼。赵小刀从来不会说这种话。她是那种“证据第一，人情第二”的刑警，审嫌疑人的时候比谁都冷硬。但今天她说“别太狠”——不是对白鸢心软，是她在临川卷宗的复印件里，看到了一个七岁女孩站在杀人现场的画面，那个画面让她想起了自己的女儿。 “知道了。”江余说。 赵小刀走了。办公室的门在她身后关上，发出很轻的一声响，像一声叹息。 东城第一人民医院的精神科在住院部的六楼，走廊刷着淡绿色的墙漆，灯光柔和但偏暗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薰衣草味——据说是为了安抚病人的情绪。护士站后面的墙上贴着一张大大的作息时间表，从早上的晨练到晚上的熄灯，每一个小时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。 白鸢的病房在走廊尽头，是一个单人间。门是特制的，上半截是透明玻璃，下半截是实木，从外面可以看到里面的情况。江余透过玻璃往里看了一眼——白鸢坐在床上，背靠着枕头，手里拿着一本书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落在她的侧脸上，把她的轮廓勾勒出一圈柔和的光晕。 她穿着蓝白条纹的病号服，头发扎成一个低马尾，脸上没有化妆，素面朝天，但看起来比在看守所的时候健康了很多，脸颊上有了血色，眼睛下面的青色也淡了。 沈渡敲了敲门。 “进来。”白鸢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，平静而温和，像春天的风吹过湖面。 江余推门进去，在白鸢床边的椅子上坐下。沈渡没有坐，站在窗边，阳光打在他侧脸上，把那总是冷淡的线条照得柔和了一些。 白鸢放下手里的书，看着他们，嘴角带着一个浅浅的笑：“你们从临川回来了？” 江余没有问她怎么知道他们去了临川——在这种级别的案子里，消息传得比风快。他直接从包里拿出那个证物袋，把铁皮路牌放在白鸢面前的小桌上。路牌上的红色油漆在阳光下格外刺眼，“11号”两个大字像两道伤口。 白鸢低头看着那块路牌，看了很久。她的表情没有变化，但江余注意到她放在被子上的手指微微蜷缩了一下，像一只被惊动的蜗牛。 “这是大何做的。”白鸢的声音很轻，轻到几乎要被窗外的风吞没，“他不是为了藏那幅画，他是为了藏我。” 江余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。 白鸢抬起头，看着江余，那双深棕色的眼睛里没有泪水，没有恐惧，只有一种旷日持久的、已经被磨成了钝器的疲惫。 “大何喜欢我。”她说，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，“从我在临川的时候就开始了。我每个月去疗养中心看温晚，他每次都给我倒水，帮我搬椅子，送我到大门口。他不是那种会说好听的话的人，他就是做。做很多小事，小到你不注意就过去了。” “2020年冬天，疗养中心要关了。温晚刚死，我每天去整理她的遗物。大何一直在帮我。有一天，他忽然跟我说——‘白鸢，你姐姐的房间里有一些东西，你不该看。看了你就走不了了。’” 白鸢的声音微微顿了一下。 “我没听他的。我去了413室。墙上有画，整整一面墙。不是温晚画的，我知道不是——温晚的画我见过，笔触不一样。墙上的画更冷，更狠，像有人在拿刀刻木头。我把画从墙上取下来，发现后面的墙上有一个洞，洞里有一卷录音带。我把录音带拿走了。” 她抬起头，看着沈渡，嘴角的弧度变成了一个有些苦涩的笑。 “那卷录音带，我没有听过。我不敢听。温晚的声音我太熟悉了，我害怕听到她在录音带里说一些我承受不了的话。所以我把录音带藏了起来——藏在一个只有我和大何知道的地方。” “大何知道你拿走了录音带。”沈渡的声音从窗边传过来，不是疑问，是陈述。 白鸢点了点头，目光落在那块铁皮路牌上，手指轻轻地抚过“11号”三个字，像是在抚摸一个很久不见的老朋友。 “大何说，拿了这卷录音带，你就和这件事绑在一起了。他说如果他哪天出事了，就让我去一个地方找一样东西。 他做了这个路牌，埋在——他本来想埋在413室门口的，但他怕太明显，就埋在了后山那棵老槐树下面。 路牌上本来写的是‘413’，后来他想了想，改成了‘11号’。他说这样就算有人找到了路牌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” “后来大何失踪了。”江余说。 白鸢的手指停在了路牌上，指节微微发白。 “2021年春天，大何忽然不来了。我给他打电话，打不通。我去他租的房子找他，房东说他三天前搬走了，什么都没留。我去疗养中心找，那里已经荒了，没有人。我去派出所报案，警察说一个成年人自己搬走了，不算失踪，让我再等等。” 她的声音开始发抖，但那不是崩溃的发抖，是一种被压抑了很久、终于找到了出口的发抖。 “我等了一年。一年里，我每天给他发一条消息，他从来没有回过。但我一直发。后来温鸢来找我了——她不是从大门进来的，她是半夜翻窗进来的。 她站在我卧室的窗户边，月光照着她，她穿着一件黑色的裙子，头发披着，看起来不像一个人，像一个从画里走出来的影子。” 白鸢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，轻到像是在跟自己说话。 “她跟我说——‘大何不会回来了。他看了不该看的东西，死了。你手里的录音带，交给我。’我说不行，这是温晚留给我的。她没有逼我，只是笑了笑，说‘那你好好保管，别让别人拿走了’。然后她就走了，从窗户翻出去的，六楼。她怎么做到的，我不知道。” 病房里安静了很久。走廊里传来护士推车的声音，橡胶轮子碾过地砖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，像一个孩子在玩玩具。 沈渡从窗边走过来，在白鸢对面坐下，目光平视着她，声音不疾不徐：“白鸢，那卷录音带，你后来处理了吗？” 白鸢低着头，看着自己放在被子上的手。阳光照在她的手背上，皮肤几乎是透明的，能看到底下细小的青色血管，像一张精密的地图。 “我把它寄给了一个人。”她说。 江余和沈渡几乎同时问出了同一个问题：“谁？” 白鸢抬起头，看着他们两个人——不是看江余，也不是看沈渡，而是同时看着他们两个人。 她的目光在他们之间来回移动了一下，然后嘴角弯起一个有些顽皮的弧度，那种顽皮不像是一个经历了这么多苦难的女人会有的表情，但它确实是白鸢的——原原本本的、没有被任何人格污染的、白鸢自己的表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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