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
但如果说出来，渡边星会怎样？ 幼年时，我对渡边星的态度是一种纯粹的喜爱，它轻盈美丽，只关乎温暖的依偎与安心的相处。那时的我不知道亲吻可以是一种伤害，不知道分离可以是一种深情，不知道爱有更多更可怖的面孔。那时我无知无惧，是父母承担着照看渡边星的责任。 轮到我了。 出院当天，我站上了家庭裁判所的被告席，罪名是伤害致死，一审被判处三年以上六年以下不定期刑。 一之濑的事是我第一次与死亡近距离接触。 在少年院服刑期间，我曾经长久地思考为什么一之濑会死。他身体很好，是长跑队的成员，没有基础疾病，只是因为跟我打了一架，就这样死去了。找不到任何借口，他是我杀死的，是因为我把他的脑袋撞在了台阶上。 那个动作在整个打架的过程中毫无特别之处。我抓起他的头砸在台阶上，就像我揍他的眼睛、咬他的胳膊，都是纯粹的、出于本能的攻击。事后回想，也找不到什么特定的动机或契机，我能想起的只有一声沉闷的声响，就像把一只装满水的陶罐砸碎在墙面上。什么东西在他的脑袋里破裂、淤塞、堆积，一之濑就这么简单地从有意识、有思考的生物，变成了一具空洞的躯壳。 人类如此脆弱。 少年院曾经有个少年犯的父亲是狱警，他绘声绘色地跟我们说起死刑执行的过程。需要整整七个人参与，每个人的行动都很琐碎很常规：拉起一个绳圈，打开一处隔板，按下一个开关……单独来看，谁都可以欺骗自己没有在杀人。 因为“杀人”一词如此沉重，哪怕是单纯的执行审判，也不是一个人能背负的。将杀死人的责任平摊到七个人身上，每个人都能活得更轻松一些。 杀过人的人和没有杀过人的人有什么区别吗？或者，区别在于是否意识到自己完整地完成了剥夺一个人的生命的过程？狩熊在逐年减少，但杀过人的黑熊必须捕猎后击毙。这不是对黑熊的惩戒，没有任何以儆效尤的功效：因为黑熊是独居生物，别的黑熊并不会因此意识到人类的警告。这是单纯的自保，其原因是杀人的黑熊更危险。 这危险从何而来？是因为这头黑熊杀过人，人们推断它是黑熊中更危险的那一头，还是杀人这件事本身让黑熊对人的认知有所改变，造成了黑熊变得更危险的结果？我不知道。我不是人们，我是黑熊。 少年院位于郊外，高墙之内是规律陈列着的几间红屋顶的单层建筑。建筑本身是有锁的，但我们的房间不能上锁。房间里的柜子同样不能上锁。在我刚来那一年，少年院里总共有七十六人。我分配到的那房间里住着与我同龄的中野和小山原，还有很快就要假释出院的木之下，罪名分别是贩售**、电信诈骗和伤害致死。 我们穿着同样的宽松T恤和裤子，衣服上没有口袋，防止藏匿锐器。我们每天按时起床，排队洗漱，出门时要报数鞠躬，令行禁止。日本现在是没有军队的，像这样严格地训练，是因为我们要进行一场对内的、对我们自己的战争。 这场战争的基本形式是教化。上午时劳动作业，农忙时栽种各种农作物，其他的季节多是陶艺、木工。下午则是文化课的教学。这里不像正常的初中高中那样分级上课，老师教学的内容很简单，时间也刻意安排在下午，给人一种“就算睡过去也不必内疚”的感觉。这一点师生们都心照不宣。课上还是有一部分人在认真学习，但目的并非是获得知识，单纯是为了获得来年出院或者假释的推荐而已。 对于少年犯，假释的规则就像是驿传资格争夺赛。我们被分为三级，刚刚入院的少年犯不论年纪刑期，一律被划为三级生，表现优秀的可以升入二级，更优秀的每月有一次机会晋入一级。只有在一级的少年犯才能获得假释。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达到一级，因为我一直没能悔罪。教官循循善诱，我却冥顽不灵。教官说，悔罪不是一时的心情，而是长期的自我审视。首先要接受发生的一切是无可更改的事实，然后要找到自己内心深处真正的动机，最后要经过道德与法律层面的剖析，直面自己造成的痛苦，为此负起责任来。这才是悔罪的意义。 说到这里，教官喟叹道，承担自己所作所为的责任，这是最艰难的一步，我该好好想想，不要因为畏惧痛苦而退缩。这话使我心中发哂，我怎么可能退缩过呢？我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勇气，才离开自由的世界来到这里。 没能完成悔罪教育的我受到了教官和院长的特殊关照，一年后更是成了同期少年犯里唯一一名三级生。这种待遇刻薄地展示着我与其余勇于悔罪、值得回归社会的少年犯的不同，如同芒刺般深深扎在我的背脊。但我甘之若饴。 同寝的小山原和中野都不理解，劝我说哪怕心里不是这么想的，也该为了晋级写下忏悔书，难道我连撒谎都不会吗？我想他们说得对，但我仍然不愿意。我相信人只能真诚地活着。就像我不愿意在父母面前表演兄友弟恭的戏码一样，光是写出“后悔与一之濑打架”的字样都使我痛苦。 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两名室友。中野听完，若有所思地评论道：“我知道你为什么没法撒谎了。你是因为高尚的理由入院的，如果现在撒谎，有辱这种高尚的精神，之前为了变得高尚所付出的努力就都白费了。你这家伙，自视甚高啊。” 就是这一刻，我决定与中野成为朋友。 在少年院，哭泣必须要躲到没人的角落，否则很快就会有教官来询问原因，之后的两周内都会被当成重点观察对象。只有一个例外，就是每个月一次的家族探视。家族探视后的哭泣被视为悔罪和向往回归社会的征兆，哪怕教官看见了也只会友善地拍拍肩膀。 我的室友里，中野和小山原是两个极端。入院四年，中野的母亲每个月都会来探望他，风雨无阻；而小山原的家人则是仅仅来过一次。我的情况在两者之间。父亲每年都会来探视一两次，至于母亲，她只在我刚进入少年院时来探望过一次。她来是为了告诉我，她申请调任到公司的巴西分部，担任部长职务，再过几个月就要启程了。 母亲说，原先还犹豫过要不要为了家人留下，但抚养了十几年的儿子却进了少年院，看起来她作为母亲也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。她想，还是去巴西更好。 我印象里，母亲的态度很平静，没有自嘲，也没有责怪我的意思。这是我跟母亲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心平气和地交谈。在那之前，我们的对话要么是母亲出差前的匆忙问候，要么是父母都在的家庭聚餐，不知怎么变成他们之间剑拔弩张的呛声。我想恭喜母亲调职，又觉得这样说很奇怪——那是地球彼端的巴西，不是金泽隔壁的福井。想来母亲也觉得这样很奇怪，匆匆换了话题，问我父亲有没有来探望过，又说起渡边星的事。 渡边星转学了。虽然没人知道那天的冲突里，渡边星为什么在场，但兄长进了少年院，他继续留在原来的学校也不合适。父亲想把渡边星送去附近的公校，母亲则是想让他转学去京都的知名寄宿学校。两边吵了很久，最后母亲先斩后奏，带着渡边星到了京都，把转校手续办完之后，才通知父亲。 后来父亲探视时，对此抱怨了很久。母亲没有过问他的意见便把渡边星送去了外地的寄宿学校，还刻意在手续办完学费交完后才通知父亲，显得父亲好像会为了钱而不同意一样。父亲认为这驳了他的面子。 父亲向来好面子，工作上的不顺从来不会跟家人提起，连跟母亲离婚的事情也一直瞒着我。直到一年后他来探望，说自己已经搬去横滨，我随口问起母亲有没有去过横滨的房子，父亲才不太情愿地跟我解释了经过。 是协议离婚，母亲启程去巴西之前就跟父亲商量好了，后续又花了将近一年才办完手续。等我得知这件事的时候，离婚已经生效了很久，久到连感慨都显得不合时宜。 据说少年犯的单亲家庭比例比社会上高出很多，在我看来，并非是单亲家庭更容易出现问题少年，反而是少年犯下了罪过，才让父母有理由离异。其实，从我记事以来，父母便在为了渡边星的降生争吵，离婚本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但这个消息仍然让我感到了一种道德上的痛苦。是因为我，之前勉强维持运行的渡边家才落得分崩离析。 说来好笑，我在医院的病床上殚精竭虑地考虑了很多，像少年英雄一样保持了自我牺牲式的沉默，却直到这时，才意识到沉默的后果。 我经常梦到家庭裁判所的场景。奇怪的是，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检方辛辣的起诉书，不是律师的慷慨陈词，不是教练和队友们为难的证词，甚至不是最终刑期的宣判，而是离开裁判所时，渡边星木然的神情。 看守催促着让我离开，所以我与他只有那一瞬间的对视，但那已经足够。我看清了渡边星的眼睛，像一片无波澜的深潭，模糊地映照出我的双眼。一切矛盾的情绪从那双眼向我汹涌而来，我看到了愤怒也看到了恐惧，以及在此之上压倒性的、对于现状的茫然， 庭审之前，律师见我这边说不通，改向渡边星下手。对方是东京来的专家，专门代理少年案件，很快把握住问题的关键，用我的刑期劝说渡边星，宣称如果他讲出实情哥哥可能就不用去少年院。既然兄弟感情融洽，弟弟应该会把实情和盘托出吧——据说律师是这样对父母解释的。但渡边星同样什么都没有说。 我不知道渡边星为什么保持沉默。是单纯出于对我的信任而做跟哥哥一样的事，还是真的明白了我这样做的原因、选择用沉默自保？我没有机会问他。渡边星从没来探视过。父亲说小孩子不适合来这种地方。我想父亲说的是对的，但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又情不自禁地开始自我怀疑。会不会，渡边星自己也不想来？ 少年院同寝的小山原是独生子，中野则是家中的幼子，上面有一个姐姐。我问中野，如果姐姐做了任性的事，你会生气吗？中野冷笑着回答说哪有那种说法，任性的永远是他这个弟弟。他姐姐念的是东大，毕业之后进了警视厅，知道他贩卖**的时候写了十几页信数落他不懂轻重，影响自己的声誉。我听他这话，也只好讪笑。 我跟渡边星的关系向来没办法从旁人身上得到印证，一切爱与怨憎都只发生在我们之间，连睹物思人的机会亦无。等少年院的高墙隔开我与社会之后，我与渡边星的联系也变得若有若无。我不常想起他，多是在父亲来探视之后，或者午夜梦回家庭审判庭时。有一次陶艺课，教官在我身后打开窑炉，热风吹到背脊的一刻，我忽然感觉到了渡边星。他像小时候那样坐在我背后，抱住我的腰，把脸轻轻枕在我后背。
耽美小说 www[.]fushutxt[.]cc 福书 网
我期待烟花漫天,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
自愿捐助网站
网站无广告收入,非盈利,捐助用于服务器开支！
怕迷路，可前往捐助页面加联系方式！
点击前往捐助页面>>
17 首页 上一页 4 下一页 尾页
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