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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是他们就这么做了，等待，在梅西耶家的公寓里。克莱芒躺在沙发上，枕着吕卡的大腿，吕卡盯着门，手肘支在沙发扶手上，另一只手轻轻摩挲克莱芒的头发。在寂静之中，挂钟走动的声音异常清晰，楼上的脚步声从客厅移动到卧室，光秃秃的树枝在风中摇晃，偶尔刮到窗玻璃。一只猫在远处沙哑地嚎叫。 “令人无法忍受。”吕卡忽然说道，手指搭在克莱芒的喉咙上，“我会离开这个国家，我必须离开，去什么地方都比在这里好。” 克莱芒不知道该回答什么，于是什么都没有说。 “你会和我一起走，对吗，小柑橘？如果我找到方法的话？” 克莱芒坐起来，看着吕卡的眼睛，当人们看着吕卡的眼睛，很难说出“不”，或者“我不知道”。他点了点头，吕卡露出微笑，吻了他的鼻尖，然后是嘴唇。这不算承诺，克莱芒告诉自己，现在反正已经没有办法离开法国了。 十一点左右，克莱芒到卧室里取了一张毯子，裹住自己和吕卡，挤在沙发上睡着了。他以为自己梦见了钥匙打开门锁的声音，梦见马赛尔挂起沾着血的外套，走到他面前。等他睁开眼睛，马赛尔放在他肩膀上的手并没有消失，衣帽架上确实挂着黑色外套。他的哥哥低头看着他，左边颧骨有一块很大的瘀青，额头上粘着干了的血，但毫无疑问活着。 吕卡也醒了，两人狼狈地挣脱毛毯，差点一起滚到地上。克莱芒抱住了马赛尔，脸埋进他的颈窝里。马赛尔按住他的后颈，吻了一下他的耳朵。 “你是怎么——”吕卡开口。 “我们明天再谈这个，吕卡，我非常累。” “好的。”他们的邻居原地站了一会，像是飞进温室的鸽子，无法分辨玻璃板和出口，“我很高兴你还活着。” “谢谢。还有，谢谢你陪着克莱芒。” “当然。”有那么几秒钟，克莱芒非常担心吕卡吐出一个不合时宜的玩笑，但他只是清了清喉咙：“你，我们……明天见。” 他走了，门咔嗒关上。马赛尔拍了拍克莱芒的背，把他推开，请他“烧一点热水，也把绷带拿来”。德军开枪的时候马赛尔正在克雷伯地铁站外面，他把好几个中枪的示威者拖进地铁站，和他们一起躲在空无一人的售票处。有那么十来分钟，地铁站里似乎是安全的，但是警察下来了，动手逮捕站内所有人，他挨了三四下警棍，跳进地铁轨道逃脱了，幸好地铁已经停运了，他在漆黑而安静的隧道里走到下一个站，回到地面，为了避免跟踪，故意绕远路回家。 克莱芒把热水和毛巾拿进卧室，帮马赛尔脱掉衬衫和裤子，擦掉血迹和灰尘，包扎好头上的伤口。他手臂上那个“单车擦到”的伤口已经愈合了，留下一条苍白的疤痕，克莱芒始终没有问出发生了什么。 “我今晚可以在这里睡吗？”他问，看着马赛尔穿上法兰绒睡衣。 他的哥哥看起来有些困惑，然后耸耸肩，说“随便你”，爬到床上。克莱芒脱掉上衣，钻进毯子里，紧贴着马赛尔的背，长长地呼了一口气。灯关上了，克莱芒估摸着离天亮还剩多少个小时，也许不够四小时。 “他们向人群开枪。”马赛尔说，声音很轻，接近叹息。 “我知道，我和吕卡出去找你了。” “这不对，我的意思是，对平民开枪，这不对，这是一个简单的人性问题。今晚之后只会有更多人参加抵抗，我敢肯定。你也会参加，对吗，小柑橘？你会和我一起把这些怪物赶出法国？” 克莱芒半张开嘴，没有发出声音。躲在肋骨下方的小蛇缠住了他的心脏，勒紧。 “是的。”他终于挤出一个发颤的单词，“我会的。”
注： [1] 指一战停战纪念日，11月11日。 [2] 两根鱼竿(deux gaules)读音近似戴高乐(de Gaulle)，1940年11月11日当日确实有抗议者在星形广场无名士兵墓放了两根鱼竿。 第七章 理所当然，吕卡第二天并没有出现，接下来的那一天也没有 理所当然，吕卡第二天并没有出现，接下来的那一天也没有。梅西耶兄弟两人也没有到楼上去找他。警察和驻军都在搜捕“参与非法组织的犯罪者”，主要是在大学里找，又逮捕了好些教授和法学院学生，教育部长被撤换了。马赛尔没有再出去“上班”，11月13日早上，还不到八点，一个电话打来了，马赛尔沉默地听着，什么都没说，挂了电话，着手销毁藏在衣柜里的照片、信纸、假文件和地图，比克莱芒想象中多，足够在厨房水槽里燃起小小的篝火，马赛尔打开水龙头，灰烬和水混在一起，变成黑色的泥浆，淌进下水口，消失不见。 妈妈发来了电报，两封，第一封说开旅店的尚布里先生拿到了旅行许可，11月15日要到巴黎办事，她托这位好先生为他们捎带一只鸡、一些奶酪和一些黄油，因为“食物短缺暂时还没有蔓延到外省[*1]”，但她担心“也快了”。第二封，相隔三小时，句子短得多，她问爸爸有没有消息。 没有。于是他们就这么回应了，克莱芒执笔，在邮局柜台填电报表格，“谢谢，我们非常高兴，将在家等候”，然后“关于爸爸，没有消息。吻你，M和C”。马赛尔付了钱，用的是法郎，强制更换货币的传言一直没停过，一直没有施行。 食物送来的那天完全是一个小小的节日，鸡已经宰好了，腹腔里塞了迷迭香和百里香。南特耶太太烤了那只鸡，小心地往烤盘里放黄油，仿佛那是金箔，夏天之前她从不这样。马赛尔送了她半块黄油，克莱芒把另外半块拿到楼上去，送给医生一家。 “吕卡不在。”玛德莱娜说，就在克莱芒自以为谨慎地打量客厅和走廊的时候。 “到西班牙去了？” “在爸爸的诊所工作，爸爸说这样可以少发一份薪水。” “真是好消息。” “吕卡最讨厌工作。”玛德莱娜接过黄油纸包，卢米站起来，前爪搭在她的大腿上，凑近黄油，她把珍贵的奶制品举高了一些，“有糖果吗？我现在愿意吃任何口味，哪怕是蔓越莓。” “没有，抱歉。” 萨尼埃太太的声音像石子一样越过客厅掷来：“说谢谢，玛杜！” “谢谢你，小柑橘。” 午餐是烤鸡，晚餐也是。最后碎肉被仔细剥下来，伴进沙拉里。鸡骨架熬了汤，煮了好几次马铃薯。奶酪和黄油一个星期后才吃完。马赛尔开玩笑说现在真正能拯救法国的是一个农场。两人每隔几天就到布洛涅森林散步，口头计划返回图尔，谈论他们想吃的一切食物，尽管克莱芒明白这些计划永远也不会实施。那些明亮的冬日午后，那些关于玩乐和甜点的对话，还有马赛尔不常见的好心情，创造了一种泛着金色微光的错觉，好像生活又重新过得下去了，吕卡和通往西班牙的凶险长路变得不那么吸引了。他之前不是这么说过吗？人们是不会逃离光之城的，逃亡是发生在其他城市的事。 —— “但你在这里。”酒吧老板指出，“这里，纽约，不是这里，酒吧。” “不是我的选择。”克莱芒把餐盘推到一边，将啤酒杯摆到面前，盯着它，仿佛那是某种用于冥想的祭品，“以前，在河边，外祖母家附近，有一片长满草的河滩。有一次玩捉迷藏，我跑了进去，打算趴在浅水里，野草那么高，一头大象都可以遮住，完美的藏匿地点。结果浅滩只往河里延伸了一米多，再往前就是深水，当我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回不到岸上了，淤泥非常滑，而且松散，我抓住了一大把水草，毫无作用，一路滚进河里，被冲到洛什家的小码头才爬上来，至少两公里，如果我不是那么会游泳，早就躺在墓地里了。我就是这么到纽约的，踩上了看不见的淤泥。我的淤泥甚至有个名字，马赛尔把他带到家里来，中午来的，就像个约好了一起吃饭的普通访客，名字是奥利弗·加洛韦，英国人，一个侦察机飞行员，肩膀上有一个弹孔。” “把窗帘拉上。”马赛尔说，用鞋跟踢上门。 靠在他身上的人怎么看都像一位年长女士，佝偻在鼠灰色大衣下面，戴着深紫色丝绒手套，围巾遮住半张脸，装饰着羽毛的费多拉帽藏起另外半张脸。克莱芒拉上所有窗帘，打开了客厅的灯。马赛尔小心地让“老太太”躺到长沙发上，摘掉帽子和围巾。不速之客是个三十来岁的男人，有一头蓬乱的沙色头发和浅棕色眼睛，嘴唇苍白，脸色发灰，同时布满冷汗，像是在发高烧，血滴在丝绒手套边缘颤动，在克莱芒的注视下掉落，摔碎在地板上。访客发出抱怨似的咕哝，拽掉手套，扔到地上。 “楼梯。”马赛尔说，冲克莱芒打了个响指，“出去看看有没有血，擦掉。” 幸运的是楼梯和公寓门厅都没有人，门厅的黑白地砖上也没有血，第一滴血出现在二楼楼梯平台，越来越密集，最后成了一条细线。克莱芒用抹布擦掉他能找到的所有痕迹，再次探头观察门厅和楼上，确认没有人，踮着脚回到家里。 茶几上摆了绷带，剪刀，餐巾，手电筒和所剩无几的一瓶白兰地。马赛尔在试图止血，但从他和访客的表情看来，并不怎么成功。 “子弹在里面。”陌生人说，用英语。 “我知道，但我找不到。”马赛尔回答，大概不懂得怎么翻译下一句话，换回法语，“让我们祈祷它不在骨头里。”他低声骂了一句脏话，这是克莱芒第一次从他嘴里听到这些单词，“我们也许，”他转向克莱芒：“把吕卡找来。” “他不在，他在诊所里。” “那就去诊所里把他找来，带一些消毒粉，如有必要，偷一些。” “但是。” “克莱芒。” 克莱芒拿上外套，出去了，匆匆下楼。萨尼埃医生的眼科诊所在水泵街上，走着去要15分钟，跑着去大概七八分钟。克莱芒跑了一段路，瞥到迎面走来的两个巡警，放慢脚步，假装看手表，尽管他根本没有手表，低下头，挂上不耐烦的表情，大步往前走，一转过街角就重新跑起来。 接待处的护士不认识他，那是个新来的护士，看起来还没有从学校毕业。以前的护士是个高大的阿尔萨斯人，像一头严肃的母熊，从不忘记任何一张脸。新护士在桌子后面站起来，畏怯地打量克莱芒，问他有没有预约。 “我来找吕卡，是急事。” 护士不认得这个名字。 “萨尼埃先生，年轻的那个。” “他在休息室，右边的走廊进去，到尽头。” 休息室的门关着，但没有锁，克莱芒试探着敲了敲，推开一半，把头探进去。吕卡坐在靠窗的小木桌旁边，面前放着一个杯子和一个撕开的纸盒，空气里有咖啡的味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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