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是他们就这么做了,等待,在梅西耶家的公寓里。克莱芒躺在沙发上,枕着吕卡的大腿,吕卡盯着门,手肘支在沙发扶手上,另一只手轻轻摩挲克莱芒的头发。在寂静之中,挂钟走动的声音异常清晰,楼上的脚步声从客厅移动到卧室,光秃秃的树枝在风中摇晃,偶尔刮到窗玻璃。一只猫在远处沙哑地嚎叫。 “令人无法忍受。”吕卡忽然说道,手指搭在克莱芒的喉咙上,“我会离开这个国家,我必须离开,去什么地方都比在这里好。” 克莱芒不知道该回答什么,于是什么都没有说。 “你会和我一起走,对吗,小柑橘?如果我找到方法的话?” 克莱芒坐起来,看着吕卡的眼睛,当人们看着吕卡的眼睛,很难说出“不”,或者“我不知道”。他点了点头,吕卡露出微笑,吻了他的鼻尖,然后是嘴唇。这不算承诺,克莱芒告诉自己,现在反正已经没有办法离开法国了。 十一点左右,克莱芒到卧室里取了一张毯子,裹住自己和吕卡,挤在沙发上睡着了。他以为自己梦见了钥匙打开门锁的声音,梦见马赛尔挂起沾着血的外套,走到他面前。等他睁开眼睛,马赛尔放在他肩膀上的手并没有消失,衣帽架上确实挂着黑色外套。他的哥哥低头看着他,左边颧骨有一块很大的瘀青,额头上粘着干了的血,但毫无疑问活着。 吕卡也醒了,两人狼狈地挣脱毛毯,差点一起滚到地上。克莱芒抱住了马赛尔,脸埋进他的颈窝里。马赛尔按住他的后颈,吻了一下他的耳朵。 “你是怎么——”吕卡开口。 “我们明天再谈这个,吕卡,我非常累。” “好的。”他们的邻居原地站了一会,像是飞进温室的鸽子,无法分辨玻璃板和出口,“我很高兴你还活着。” “谢谢。还有,谢谢你陪着克莱芒。” “当然。”有那么几秒钟,克莱芒非常担心吕卡吐出一个不合时宜的玩笑,但他只是清了清喉咙:“你,我们……明天见。” 他走了,门咔嗒关上。马赛尔拍了拍克莱芒的背,把他推开,请他“烧一点热水,也把绷带拿来”。德军开枪的时候马赛尔正在克雷伯地铁站外面,他把好几个中枪的示威者拖进地铁站,和他们一起躲在空无一人的售票处。有那么十来分钟,地铁站里似乎是安全的,但是警察下来了,动手逮捕站内所有人,他挨了三四下警棍,跳进地铁轨道逃脱了,幸好地铁已经停运了,他在漆黑而安静的隧道里走到下一个站,回到地面,为了避免跟踪,故意绕远路回家。 克莱芒把热水和毛巾拿进卧室,帮马赛尔脱掉衬衫和裤子,擦掉血迹和灰尘,包扎好头上的伤口。他手臂上那个“单车擦到”的伤口已经愈合了,留下一条苍白的疤痕,克莱芒始终没有问出发生了什么。 “我今晚可以在这里睡吗?”他问,看着马赛尔穿上法兰绒睡衣。 他的哥哥看起来有些困惑,然后耸耸肩,说“随便你”,爬到床上。克莱芒脱掉上衣,钻进毯子里,紧贴着马赛尔的背,长长地呼了一口气。灯关上了,克莱芒估摸着离天亮还剩多少个小时,也许不够四小时。 “他们向人群开枪。”马赛尔说,声音很轻,接近叹息。 “我知道,我和吕卡出去找你了。” “这不对,我的意思是,对平民开枪,这不对,这是一个简单的人性问题。今晚之后只会有更多人参加抵抗,我敢肯定。你也会参加,对吗,小柑橘?你会和我一起把这些怪物赶出法国?” 克莱芒半张开嘴,没有发出声音。躲在肋骨下方的小蛇缠住了他的心脏,勒紧。 “是的。”他终于挤出一个发颤的单词,“我会的。”
注: [1] 指一战停战纪念日,11月11日。 [2] 两根鱼竿(deux gaules)读音近似戴高乐(de Gaulle),1940年11月11日当日确实有抗议者在星形广场无名士兵墓放了两根鱼竿。 第七章 理所当然,吕卡第二天并没有出现,接下来的那一天也没有 理所当然,吕卡第二天并没有出现,接下来的那一天也没有。梅西耶兄弟两人也没有到楼上去找他。警察和驻军都在搜捕“参与非法组织的犯罪者”,主要是在大学里找,又逮捕了好些教授和法学院学生,教育部长被撤换了。马赛尔没有再出去“上班”,11月13日早上,还不到八点,一个电话打来了,马赛尔沉默地听着,什么都没说,挂了电话,着手销毁藏在衣柜里的照片、信纸、假文件和地图,比克莱芒想象中多,足够在厨房水槽里燃起小小的篝火,马赛尔打开水龙头,灰烬和水混在一起,变成黑色的泥浆,淌进下水口,消失不见。 妈妈发来了电报,两封,第一封说开旅店的尚布里先生拿到了旅行许可,11月15日要到巴黎办事,她托这位好先生为他们捎带一只鸡、一些奶酪和一些黄油,因为“食物短缺暂时还没有蔓延到外省[*1]”,但她担心“也快了”。第二封,相隔三小时,句子短得多,她问爸爸有没有消息。 没有。于是他们就这么回应了,克莱芒执笔,在邮局柜台填电报表格,“谢谢,我们非常高兴,将在家等候”,然后“关于爸爸,没有消息。吻你,M和C”。马赛尔付了钱,用的是法郎,强制更换货币的传言一直没停过,一直没有施行。 食物送来的那天完全是一个小小的节日,鸡已经宰好了,腹腔里塞了迷迭香和百里香。南特耶太太烤了那只鸡,小心地往烤盘里放黄油,仿佛那是金箔,夏天之前她从不这样。马赛尔送了她半块黄油,克莱芒把另外半块拿到楼上去,送给医生一家。 “吕卡不在。”玛德莱娜说,就在克莱芒自以为谨慎地打量客厅和走廊的时候。 “到西班牙去了?” “在爸爸的诊所工作,爸爸说这样可以少发一份薪水。” “真是好消息。” “吕卡最讨厌工作。”玛德莱娜接过黄油纸包,卢米站起来,前爪搭在她的大腿上,凑近黄油,她把珍贵的奶制品举高了一些,“有糖果吗?我现在愿意吃任何口味,哪怕是蔓越莓。” “没有,抱歉。” 萨尼埃太太的声音像石子一样越过客厅掷来:“说谢谢,玛杜!” “谢谢你,小柑橘。” 午餐是烤鸡,晚餐也是。最后碎肉被仔细剥下来,伴进沙拉里。鸡骨架熬了汤,煮了好几次马铃薯。奶酪和黄油一个星期后才吃完。马赛尔开玩笑说现在真正能拯救法国的是一个农场。两人每隔几天就到布洛涅森林散步,口头计划返回图尔,谈论他们想吃的一切食物,尽管克莱芒明白这些计划永远也不会实施。那些明亮的冬日午后,那些关于玩乐和甜点的对话,还有马赛尔不常见的好心情,创造了一种泛着金色微光的错觉,好像生活又重新过得下去了,吕卡和通往西班牙的凶险长路变得不那么吸引了。他之前不是这么说过吗?人们是不会逃离光之城的,逃亡是发生在其他城市的事。 —— “但你在这里。”酒吧老板指出,“这里,纽约,不是这里,酒吧。” “不是我的选择。”克莱芒把餐盘推到一边,将啤酒杯摆到面前,盯着它,仿佛那是某种用于冥想的祭品,“以前,在河边,外祖母家附近,有一片长满草的河滩。有一次玩捉迷藏,我跑了进去,打算趴在浅水里,野草那么高,一头大象都可以遮住,完美的藏匿地点。结果浅滩只往河里延伸了一米多,再往前就是深水,当我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回不到岸上了,淤泥非常滑,而且松散,我抓住了一大把水草,毫无作用,一路滚进河里,被冲到洛什家的小码头才爬上来,至少两公里,如果我不是那么会游泳,早就躺在墓地里了。我就是这么到纽约的,踩上了看不见的淤泥。我的淤泥甚至有个名字,马赛尔把他带到家里来,中午来的,就像个约好了一起吃饭的普通访客,名字是奥利弗·加洛韦,英国人,一个侦察机飞行员,肩膀上有一个弹孔。” “把窗帘拉上。”马赛尔说,用鞋跟踢上门。 靠在他身上的人怎么看都像一位年长女士,佝偻在鼠灰色大衣下面,戴着深紫色丝绒手套,围巾遮住半张脸,装饰着羽毛的费多拉帽藏起另外半张脸。克莱芒拉上所有窗帘,打开了客厅的灯。马赛尔小心地让“老太太”躺到长沙发上,摘掉帽子和围巾。不速之客是个三十来岁的男人,有一头蓬乱的沙色头发和浅棕色眼睛,嘴唇苍白,脸色发灰,同时布满冷汗,像是在发高烧,血滴在丝绒手套边缘颤动,在克莱芒的注视下掉落,摔碎在地板上。访客发出抱怨似的咕哝,拽掉手套,扔到地上。 “楼梯。”马赛尔说,冲克莱芒打了个响指,“出去看看有没有血,擦掉。” 幸运的是楼梯和公寓门厅都没有人,门厅的黑白地砖上也没有血,第一滴血出现在二楼楼梯平台,越来越密集,最后成了一条细线。克莱芒用抹布擦掉他能找到的所有痕迹,再次探头观察门厅和楼上,确认没有人,踮着脚回到家里。 茶几上摆了绷带,剪刀,餐巾,手电筒和所剩无几的一瓶白兰地。马赛尔在试图止血,但从他和访客的表情看来,并不怎么成功。 “子弹在里面。”陌生人说,用英语。 “我知道,但我找不到。”马赛尔回答,大概不懂得怎么翻译下一句话,换回法语,“让我们祈祷它不在骨头里。”他低声骂了一句脏话,这是克莱芒第一次从他嘴里听到这些单词,“我们也许,”他转向克莱芒:“把吕卡找来。” “他不在,他在诊所里。” “那就去诊所里把他找来,带一些消毒粉,如有必要,偷一些。” “但是。” “克莱芒。” 克莱芒拿上外套,出去了,匆匆下楼。萨尼埃医生的眼科诊所在水泵街上,走着去要15分钟,跑着去大概七八分钟。克莱芒跑了一段路,瞥到迎面走来的两个巡警,放慢脚步,假装看手表,尽管他根本没有手表,低下头,挂上不耐烦的表情,大步往前走,一转过街角就重新跑起来。 接待处的护士不认识他,那是个新来的护士,看起来还没有从学校毕业。以前的护士是个高大的阿尔萨斯人,像一头严肃的母熊,从不忘记任何一张脸。新护士在桌子后面站起来,畏怯地打量克莱芒,问他有没有预约。 “我来找吕卡,是急事。” 护士不认得这个名字。 “萨尼埃先生,年轻的那个。” “他在休息室,右边的走廊进去,到尽头。” 休息室的门关着,但没有锁,克莱芒试探着敲了敲,推开一半,把头探进去。吕卡坐在靠窗的小木桌旁边,面前放着一个杯子和一个撕开的纸盒,空气里有咖啡的味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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