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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克莱芒？”吕卡皱起眉，拍了拍衣服下摆和大腿，那个撕开的盒子装的是饼干，克莱芒已经不记得自己上一次尝到饼干是什么时候了，“出什么事了？是玛德莱娜还是妈妈？” “是马赛尔。”克莱芒掩上门，压低声音，“和他的，呃，‘工作’。” 吕卡闭上眼睛，低声说了一句什么，可能是“天哪”，也可能是“够了”。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，但克莱芒并没有坐下。 “要饼干吗？病人送的，在商店里再也买不到了。” “是紧急情况。而且我们还需要借一点消毒粉。” “除非有人中弹了，否则我觉得不算。” 克莱芒咬了一下下唇。吕卡瞪着他，克莱芒点了点头。 “是马赛尔吗？” “我不认识那个人，可能是英国人，我听见他说英语。子弹在他的肩膀里。” “你哥哥迟早会害死我们。”吕卡站起来，喝完剩下的咖啡，匆匆把饼干盒子塞进橱柜里，“你刚才说要消毒粉？” 五分钟之后他们跑出了诊所，从休息室的窗户跳出去的，免得新来的护士产生不必要的疑惑。克莱芒的外套口袋里塞了一瓶酒精，随着他的脚步一下下地撞在大腿上。吕卡走得很快，看起来像生气了。在同一条街上他们又遇上了巡警，吕卡随即露出笑容，搂住克莱芒的肩膀，大声说“你不会相信的，我把酒吧里的两个女孩带回家了”，巡警斜睨了他们一眼，移开目光。 克莱芒很担心回到家的时候会发现一具尸体躺在长沙发上，所以当他们推开门，发现英国人还在呼吸的时候，他松了一口气。马赛尔显然也松了一口气，他和吕卡对视了一眼，像是交换了某种克莱芒听不懂的信号。吕卡脱掉外套，跪在地毯上，让马赛尔拿着手电筒，俯身凑近伤口。 “把酒精给我，小柑橘。” 他照做了，吕卡消毒了镊子，探进伤口里。英国人叫喊起来，马赛尔捂住他的嘴，给了他一个纱布卷，让他咬在嘴里。血淌到沙发软垫上，吕卡咂了咂舌头，把镊子放到一边，换了一把小手术钳，再次消毒，英国人再次低叫，像踩到了捕兽夹的狗，吕卡终于把一小块金属物取了出来，不是完整的子弹，是弹片，由于冲击力而扭曲了，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它在伤口里卡得那么紧。 没有人说话。吕卡包扎好了陌生人的肩膀，在地毯上坐下来，背靠着茶几。马赛尔摸到单人沙发，坐下来，仰头看着天花板。 “谢谢你。”打破沉默的是伤者，克莱芒惊奇地发现他能说法语，相当流利，“你看起来是这辈子第一次包扎伤口，不过我也是这辈子第一次中枪，很公平。我叫奥利弗，奥利弗·加洛韦。” “吕卡。”医生的儿子握了握他的手，“英国人？” “皇家空军。” “为什么——” “你最好不知道。”马赛尔插嘴，“只要你不知道，你就不算同谋。” “多么体贴，谢谢你，梅西耶先生，你为什么在把我拽来之前想不到这一点呢？” 马赛尔张开嘴，看了一眼英国人，站起来，指了指卧室：“我能和你单独谈一谈吗？” 他们穿过走廊，走进房间里，锁上了门，几乎是马上就吵了起来，听不太清楚，但能听清楚的只言片语都不那么礼貌。英国人冲克莱芒挤了挤眼睛：“他们总是这样的吗？” “不。” “你是克莱芒，对吗？” “幸会。” “马赛尔的弟弟？” “对。” “你们有一模一样的眼睛。” 谢谢听起来不太对，于是克莱芒笑了笑，没再说话。卧室里没有声音了，克莱芒想走过去，把耳朵贴在门上，但说服自己这是个蠢主意。再过了十分钟，门打开了，马赛尔回到客厅里，吕卡跟在后面，两人脸上都没有怒气的痕迹。 “我们要到维希去。”马赛尔宣布，双手扶着沙发靠背，好像那是布道台，“把加洛韦先生送到美国大使馆[*2]。”
注 [1] 巴黎以外都被称为外省 [2] 巴黎沦陷后，各国大使馆关闭。美国大使馆迁移至维希，继续承担一些通讯和人道救援任务。随着华盛顿和维希政府关系恶化，使馆于1942年关闭。 第八章 “散步？”吕卡问，拉紧了围巾。 “现在？” “现在。” “问题是，到自由区[*1]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即使不带着一个受伤的外国飞行员也很困难。维希政府坚称巴黎仍是法国的首都，仿佛只要他们愿意，随时能回到爱丽舍宫，但所有人都明白卢瓦尔河往北实际上是德国领土。旅行是自由的，政府这么撒谎，只不过要办许可证罢了，一点点非常必要的麻烦。但你知道申请南下的旅行许可需要什么吗？住址证明，工作证明，亲属的住址证明，担保人的信，还有许许多多随着申请者身份而变化的隐形障碍，证明你自己的存在，证明你不想犯罪，证明你愿意用正确的姿势匍匐在‘法律’脚下，写下你的旅程计划！写明你的理由！给我看你的火车票！先去警察局排队，然后去市政厅排队，最好提交一篇50页的哲学论文，阐述你在自己国家里移动的必要性。哪怕是我这样的守法市民，”克莱芒在这里扯了一下嘴角，附加白眼，仿佛“守法”这个词带有广为人知的贬损意味，“也不一定拿得到离开巴黎的许可证，巴黎是个鸟笼，宽敞，豪华，似乎是开着的，只有等你撞上细铁丝，才看得清楚它的边界在哪里。” “假文件是一个方法，但不能四个人都用假文件，风险太高了。马赛尔和我决定从正常途径申请许可证，因为妈妈住在图尔，算是一个‘充分理由’。英国人必须用假文件，这是没有疑问的，至于吕卡，我们商量了很久，决定让他也试试到警察局递交申请，萨尼埃医生能给他开出工作证明，医护属于‘优待职业’，大多数时候都能申请成功。” “英国人在我们家里过了圣诞，那也是我在巴黎的最后一个圣诞节。加洛韦是个，”克莱芒停下来挑选形容词，“是个令人愉快的人，如果回到战争爆发前的尼斯，他会是那种人人都喜欢的旅伴。但是在1940年冬天，我们不敢让他出门，把他锁在公寓里一个多月，看着他像棵见不到阳光的树一样变得灰暗。他很谨慎，始终没有说他是怎么到巴黎来，谁在哪里向他开枪，更没有说是谁用什么方式帮他联系上马赛尔。不过晚间电台连续嚷嚷了一个星期，说一架英国侦察机在加来郊外被击落，两个飞行员都跳伞了，一个被捕，另一个仍然在逃，民众不得协助或窝藏逃犯，否则会以叛国罪起诉。” “为了不让南特耶太太发现我们的客人，马赛尔不得不解雇了她。我不认为她会泄漏秘密，但马赛尔觉得最安全的做法是不相信任何人。我和他再也没有到森林去散步，一是因为天气变得更冷，二是不多的马铃薯现在要分成三份，每个人都很饿。吕卡时不时给我们塞一点病人送的茶叶和饼干，但帮不上很大的忙。” “吕卡的旅行许可比我们更早批下来，出乎意料，我还以为在外省有亲属是个更好的理由。警察局把我和马赛尔召去一次，把我们分别关在两个小房间里，盘问了四十多分钟，主要是问关于爸爸的事，反复和我确认我最后一次见到爸爸的时间，问我有没有收到任何可疑的信件，威胁说如果不交出那些不存在的信，我就会被丢进桑泰监狱[*2]。我重复了四五次，我最后见到爸爸是投降前，在图尔，之后再也没有消息，他也没有回到我们在欧特耶的公寓，都是真话。我们被放走了，一个星期之后，许可证办下来了，只允许我们去图尔。这没关系，图尔已经在自由区边缘，躲关卡和检查站的路径和方法都变多了，就算直奔比利牛斯山也不是不可能。” “11月11日的抗议之前，假文件只要一两个星期就能做好，抗议之后被捕的人太多，而且好几台油印机被收缴了，时间就拖长了。新年之后才有电话打来，找一位‘奥利维亚小姐’，马赛尔回答‘号码错了’，挂上电话，去了托比亚克。‘奥利维亚小姐’是文件准备好的暗号，马赛尔回来的时候拿着一份报纸，内页夹着一份旅行许可，贴着英国飞行员的照片，名字是‘塞巴斯蒂安·杜博瓦’，35岁，家住伊夫里，准予前往非占领区。” “加洛韦先生的法语很好，但那是学校教的法语，度假能用，经不住检查站盘问，更糟糕的是他对伊夫里一无所知。我们写了一份笔记，逼他背下来，每天晚餐后花一个小时盘问他，就像准备中学会考。吕卡很享受教英国人说脏话，作为答谢，加洛韦先生为我们解说英语里色彩缤纷的诅咒和，呃，代称。” “代称。”邓肯重复道，冲烟丝皱起眉，他已经快要卷好这支烟了。 “器官和其他东西。”克莱芒飞快地说，“总之，到出发的时候，加洛韦先生已经能像个久经考验的蔬果小贩一样叫骂了，也记住了伊夫里门附近大部分街道的名字。我们在火车站过了第一个关卡，法国警察检查身份证件，德国士兵查看我们的旅行许可，德国人让我摘下帽子，问我为什么去图尔，图尔的下一站是哪里，然后又让我报出妈妈家的地址。我是唯一一个被拦下来问问题的，等我找到我们的车厢，加洛韦已经在抽烟了。” 吕卡带了扑克牌，马赛尔摆了摆手，表示没有兴趣，于是吕卡转而邀请英国人一起玩。马赛尔盯着过道，偶尔瞥一眼吕卡的牌面。克莱芒倚在窗边，看着灰蒙蒙的月台。汽笛鸣响，车门关上了，克莱芒的目光和站在外面的一个士兵对上了，他吞咽了一下，很确定对方马上就能看穿他们的小诡计，大喊大叫，截停火车，上来逮捕英国飞行员，但那个德国人移开目光，调整了一下步枪肩带，点了一支烟，和旁边的士兵说笑起来。车厢震动了一下，缓缓开始移动，滑出火车站，驶进巴黎南部乏味的郊区。 —— 克莱芒出发前一天发了电报，所以妈妈在图尔火车站等他们，穿着她最喜欢的深蓝色大衣。马赛尔首先跳下火车，把母亲拉到一边，在她耳边说着什么，显然是在解释为什么会有一个额外的客人。他们回来的时候，妈妈的脸色有些发白，一只手紧抓着围巾，不过当加洛韦先生握住她的手，说“你好，太太”的时候，她仍然设法露出微笑，挤出一句“你好，先生，欢迎来到图尔”。 外祖母的房子里仍然住着德国军人，已经换了一批，来自弗莱堡的通讯兵一个月前被调走了，没有说去哪里，妈妈也不关心。现在住在家里的士兵更加年轻，看上去没什么经验，态度比上一批更粗暴，没有一个人会说法语。 “你们不能住在家里，旧谷仓也有人了。”妈妈说，快步走在乡村小路上。两旁的树只剩下枯枝，远远就能看到教堂的钟塔，一条瘦弱砖石棍子，竖在棕黄田野尽头。“我去和尚布里先生谈谈，给你们订两个房间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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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期待烟花漫天,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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