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克莱芒?”吕卡皱起眉,拍了拍衣服下摆和大腿,那个撕开的盒子装的是饼干,克莱芒已经不记得自己上一次尝到饼干是什么时候了,“出什么事了?是玛德莱娜还是妈妈?” “是马赛尔。”克莱芒掩上门,压低声音,“和他的,呃,‘工作’。” 吕卡闭上眼睛,低声说了一句什么,可能是“天哪”,也可能是“够了”。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,但克莱芒并没有坐下。 “要饼干吗?病人送的,在商店里再也买不到了。” “是紧急情况。而且我们还需要借一点消毒粉。” “除非有人中弹了,否则我觉得不算。” 克莱芒咬了一下下唇。吕卡瞪着他,克莱芒点了点头。 “是马赛尔吗?” “我不认识那个人,可能是英国人,我听见他说英语。子弹在他的肩膀里。” “你哥哥迟早会害死我们。”吕卡站起来,喝完剩下的咖啡,匆匆把饼干盒子塞进橱柜里,“你刚才说要消毒粉?” 五分钟之后他们跑出了诊所,从休息室的窗户跳出去的,免得新来的护士产生不必要的疑惑。克莱芒的外套口袋里塞了一瓶酒精,随着他的脚步一下下地撞在大腿上。吕卡走得很快,看起来像生气了。在同一条街上他们又遇上了巡警,吕卡随即露出笑容,搂住克莱芒的肩膀,大声说“你不会相信的,我把酒吧里的两个女孩带回家了”,巡警斜睨了他们一眼,移开目光。 克莱芒很担心回到家的时候会发现一具尸体躺在长沙发上,所以当他们推开门,发现英国人还在呼吸的时候,他松了一口气。马赛尔显然也松了一口气,他和吕卡对视了一眼,像是交换了某种克莱芒听不懂的信号。吕卡脱掉外套,跪在地毯上,让马赛尔拿着手电筒,俯身凑近伤口。 “把酒精给我,小柑橘。” 他照做了,吕卡消毒了镊子,探进伤口里。英国人叫喊起来,马赛尔捂住他的嘴,给了他一个纱布卷,让他咬在嘴里。血淌到沙发软垫上,吕卡咂了咂舌头,把镊子放到一边,换了一把小手术钳,再次消毒,英国人再次低叫,像踩到了捕兽夹的狗,吕卡终于把一小块金属物取了出来,不是完整的子弹,是弹片,由于冲击力而扭曲了,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它在伤口里卡得那么紧。 没有人说话。吕卡包扎好了陌生人的肩膀,在地毯上坐下来,背靠着茶几。马赛尔摸到单人沙发,坐下来,仰头看着天花板。 “谢谢你。”打破沉默的是伤者,克莱芒惊奇地发现他能说法语,相当流利,“你看起来是这辈子第一次包扎伤口,不过我也是这辈子第一次中枪,很公平。我叫奥利弗,奥利弗·加洛韦。” “吕卡。”医生的儿子握了握他的手,“英国人?” “皇家空军。” “为什么——” “你最好不知道。”马赛尔插嘴,“只要你不知道,你就不算同谋。” “多么体贴,谢谢你,梅西耶先生,你为什么在把我拽来之前想不到这一点呢?” 马赛尔张开嘴,看了一眼英国人,站起来,指了指卧室:“我能和你单独谈一谈吗?” 他们穿过走廊,走进房间里,锁上了门,几乎是马上就吵了起来,听不太清楚,但能听清楚的只言片语都不那么礼貌。英国人冲克莱芒挤了挤眼睛:“他们总是这样的吗?” “不。” “你是克莱芒,对吗?” “幸会。” “马赛尔的弟弟?” “对。” “你们有一模一样的眼睛。” 谢谢听起来不太对,于是克莱芒笑了笑,没再说话。卧室里没有声音了,克莱芒想走过去,把耳朵贴在门上,但说服自己这是个蠢主意。再过了十分钟,门打开了,马赛尔回到客厅里,吕卡跟在后面,两人脸上都没有怒气的痕迹。 “我们要到维希去。”马赛尔宣布,双手扶着沙发靠背,好像那是布道台,“把加洛韦先生送到美国大使馆[*2]。”
注 [1] 巴黎以外都被称为外省 [2] 巴黎沦陷后,各国大使馆关闭。美国大使馆迁移至维希,继续承担一些通讯和人道救援任务。随着华盛顿和维希政府关系恶化,使馆于1942年关闭。 第八章 “散步?”吕卡问,拉紧了围巾。 “现在?” “现在。” “问题是,到自由区[*1]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即使不带着一个受伤的外国飞行员也很困难。维希政府坚称巴黎仍是法国的首都,仿佛只要他们愿意,随时能回到爱丽舍宫,但所有人都明白卢瓦尔河往北实际上是德国领土。旅行是自由的,政府这么撒谎,只不过要办许可证罢了,一点点非常必要的麻烦。但你知道申请南下的旅行许可需要什么吗?住址证明,工作证明,亲属的住址证明,担保人的信,还有许许多多随着申请者身份而变化的隐形障碍,证明你自己的存在,证明你不想犯罪,证明你愿意用正确的姿势匍匐在‘法律’脚下,写下你的旅程计划!写明你的理由!给我看你的火车票!先去警察局排队,然后去市政厅排队,最好提交一篇50页的哲学论文,阐述你在自己国家里移动的必要性。哪怕是我这样的守法市民,”克莱芒在这里扯了一下嘴角,附加白眼,仿佛“守法”这个词带有广为人知的贬损意味,“也不一定拿得到离开巴黎的许可证,巴黎是个鸟笼,宽敞,豪华,似乎是开着的,只有等你撞上细铁丝,才看得清楚它的边界在哪里。” “假文件是一个方法,但不能四个人都用假文件,风险太高了。马赛尔和我决定从正常途径申请许可证,因为妈妈住在图尔,算是一个‘充分理由’。英国人必须用假文件,这是没有疑问的,至于吕卡,我们商量了很久,决定让他也试试到警察局递交申请,萨尼埃医生能给他开出工作证明,医护属于‘优待职业’,大多数时候都能申请成功。” “英国人在我们家里过了圣诞,那也是我在巴黎的最后一个圣诞节。加洛韦是个,”克莱芒停下来挑选形容词,“是个令人愉快的人,如果回到战争爆发前的尼斯,他会是那种人人都喜欢的旅伴。但是在1940年冬天,我们不敢让他出门,把他锁在公寓里一个多月,看着他像棵见不到阳光的树一样变得灰暗。他很谨慎,始终没有说他是怎么到巴黎来,谁在哪里向他开枪,更没有说是谁用什么方式帮他联系上马赛尔。不过晚间电台连续嚷嚷了一个星期,说一架英国侦察机在加来郊外被击落,两个飞行员都跳伞了,一个被捕,另一个仍然在逃,民众不得协助或窝藏逃犯,否则会以叛国罪起诉。” “为了不让南特耶太太发现我们的客人,马赛尔不得不解雇了她。我不认为她会泄漏秘密,但马赛尔觉得最安全的做法是不相信任何人。我和他再也没有到森林去散步,一是因为天气变得更冷,二是不多的马铃薯现在要分成三份,每个人都很饿。吕卡时不时给我们塞一点病人送的茶叶和饼干,但帮不上很大的忙。” “吕卡的旅行许可比我们更早批下来,出乎意料,我还以为在外省有亲属是个更好的理由。警察局把我和马赛尔召去一次,把我们分别关在两个小房间里,盘问了四十多分钟,主要是问关于爸爸的事,反复和我确认我最后一次见到爸爸的时间,问我有没有收到任何可疑的信件,威胁说如果不交出那些不存在的信,我就会被丢进桑泰监狱[*2]。我重复了四五次,我最后见到爸爸是投降前,在图尔,之后再也没有消息,他也没有回到我们在欧特耶的公寓,都是真话。我们被放走了,一个星期之后,许可证办下来了,只允许我们去图尔。这没关系,图尔已经在自由区边缘,躲关卡和检查站的路径和方法都变多了,就算直奔比利牛斯山也不是不可能。” “11月11日的抗议之前,假文件只要一两个星期就能做好,抗议之后被捕的人太多,而且好几台油印机被收缴了,时间就拖长了。新年之后才有电话打来,找一位‘奥利维亚小姐’,马赛尔回答‘号码错了’,挂上电话,去了托比亚克。‘奥利维亚小姐’是文件准备好的暗号,马赛尔回来的时候拿着一份报纸,内页夹着一份旅行许可,贴着英国飞行员的照片,名字是‘塞巴斯蒂安·杜博瓦’,35岁,家住伊夫里,准予前往非占领区。” “加洛韦先生的法语很好,但那是学校教的法语,度假能用,经不住检查站盘问,更糟糕的是他对伊夫里一无所知。我们写了一份笔记,逼他背下来,每天晚餐后花一个小时盘问他,就像准备中学会考。吕卡很享受教英国人说脏话,作为答谢,加洛韦先生为我们解说英语里色彩缤纷的诅咒和,呃,代称。” “代称。”邓肯重复道,冲烟丝皱起眉,他已经快要卷好这支烟了。 “器官和其他东西。”克莱芒飞快地说,“总之,到出发的时候,加洛韦先生已经能像个久经考验的蔬果小贩一样叫骂了,也记住了伊夫里门附近大部分街道的名字。我们在火车站过了第一个关卡,法国警察检查身份证件,德国士兵查看我们的旅行许可,德国人让我摘下帽子,问我为什么去图尔,图尔的下一站是哪里,然后又让我报出妈妈家的地址。我是唯一一个被拦下来问问题的,等我找到我们的车厢,加洛韦已经在抽烟了。” 吕卡带了扑克牌,马赛尔摆了摆手,表示没有兴趣,于是吕卡转而邀请英国人一起玩。马赛尔盯着过道,偶尔瞥一眼吕卡的牌面。克莱芒倚在窗边,看着灰蒙蒙的月台。汽笛鸣响,车门关上了,克莱芒的目光和站在外面的一个士兵对上了,他吞咽了一下,很确定对方马上就能看穿他们的小诡计,大喊大叫,截停火车,上来逮捕英国飞行员,但那个德国人移开目光,调整了一下步枪肩带,点了一支烟,和旁边的士兵说笑起来。车厢震动了一下,缓缓开始移动,滑出火车站,驶进巴黎南部乏味的郊区。 —— 克莱芒出发前一天发了电报,所以妈妈在图尔火车站等他们,穿着她最喜欢的深蓝色大衣。马赛尔首先跳下火车,把母亲拉到一边,在她耳边说着什么,显然是在解释为什么会有一个额外的客人。他们回来的时候,妈妈的脸色有些发白,一只手紧抓着围巾,不过当加洛韦先生握住她的手,说“你好,太太”的时候,她仍然设法露出微笑,挤出一句“你好,先生,欢迎来到图尔”。 外祖母的房子里仍然住着德国军人,已经换了一批,来自弗莱堡的通讯兵一个月前被调走了,没有说去哪里,妈妈也不关心。现在住在家里的士兵更加年轻,看上去没什么经验,态度比上一批更粗暴,没有一个人会说法语。 “你们不能住在家里,旧谷仓也有人了。”妈妈说,快步走在乡村小路上。两旁的树只剩下枯枝,远远就能看到教堂的钟塔,一条瘦弱砖石棍子,竖在棕黄田野尽头。“我去和尚布里先生谈谈,给你们订两个房间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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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期待烟花漫天,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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