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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个人，我不能用。”
局长摘下老花镜，把报纸折好，放在一边。他靠进椅背，双手交叉在腹部，姿态和江临在会议室里的样子有几分相似。陆沉舟注意到这个细节，心里更烦了。
“理由？”局长问。
“他没有通过正常程序进入专案组。借调手续是空降的，没有经过重案组审核。他的背景我没有查过，他的专业能力我没有验证过。他在今天的案情分析会上说出了只有内部人员才知道的细节——细节的来源他不肯交代，只用‘侧写推理’四个字搪塞。”陆沉舟的声音不大，但语速很快，像连珠炮，“我的专案组，不接受来历不明的人。”
局长听完了，没有立刻回应。他拿起桌上的保温杯，拧开盖子，吹了吹浮沫，喝了一口。枸杞和菊花的气味在办公室里弥散开来，温热而寡淡。
“老陆，你今年三十五了？”
陆沉舟没接话。
“从警十二年，重案组组长当了五年。”局长把保温杯放下，看着陆沉舟的眼睛，“你的办案能力我从来不怀疑。但你有个毛病，你自己知道吗？”
陆沉舟的下颌肌肉绷紧了一下。
“你太独了。”局长说，“你不信任任何人，你觉得所有的案子都得你一个人扛。这毛病在你当侦查员的时候是优点，但当你当了组长，它就是缺点。你不信任你的组员，不信任你的搭档，不信任任何一个外来的人。”
“这和信任无关。”陆沉舟说，“这是程序问题。”
“程序？”局长拿起桌上的一张纸，晃了晃，“这是公安部刑侦局下来的借调函，有红头、有公章、有编号。你要看程序，这就是程序。”
陆沉舟接过那张纸，扫了一眼。借调函的内容很简短，大意是：江临，男，三十三岁，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博士，前FBI行为分析部顾问，经公安部协调，借调至海滨城市公安局重案组，为期六个月，担任心理侧写顾问。落款是公安部刑侦局，日期是一周前。
“上面有人打了招呼。”局长补了一句，声音压低了些，“具体是谁，我没问，你也别问。这个人有用，你就用；不好用，六个月后他自己走。这六个月里，你该查案查案，他该侧写侧写，井水不犯河水。”
陆沉舟把借调函放回桌上，手指在上面按了两秒。他的脑子里在快速运算——公安部刑侦局的借调函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拿到的。江临的履历确实够格，但够格的人多了，为什么偏偏是他？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？十八年前的案子刚冒头，一个FBI回来的心理侧写师就空降了？
巧合？
他不信巧合。
“他还是不能进专案组。”陆沉舟说。
局长的耐心终于到了尽头。他把借调函往桌上一拍，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沉得像石头：“老陆，这是命令，不是商量。人已经来了，手续已经办了，你接受也好，不接受也好，这六个月他就在你眼皮底下。你可以不信任他，但你得让他干活。”
陆沉舟站在原地，一动不动。他的右手插在裤兜里，攥着那根草莓味棒棒糖——今早出门时他从内兜里掏出来的，换到了裤兜里，随时可以摸到。他的指腹压在塑料包装纸上，发出细碎的、几乎听不见的声响。
局长看着他，叹了口气。他从抽屉里拿出一盒烟，抽出一根，点上。烟雾在两人之间升起来，像一道薄薄的隔断。
“老陆，我知道你心里有事。十八年前那个案子，是你心里的一根刺。现在案子重启了，你比谁都急。但你不能因为急，就把所有靠近案子的人都当成敌人。”局长吐出一口烟，“那个江临，我见过一面。话不多，脑子很清楚。你至少给他一个机会。”
陆沉舟把手从裤兜里抽出来，拿起桌上那根被自己拍下的棒棒糖，揣回兜里。他转身朝门口走去，步伐不快不慢，和来时一样。
“老陆。”局长在身后叫住他。
陆沉舟停在门口，没有回头。
“门不用摔，我自己会关。”局长说。
陆沉舟拉开门，走出去。
他没有摔门。
但他把门关得很重。
门框震了一下，墙上的挂历晃了晃，“十月”两个大字歪了一截。
局长坐在烟雾里，看着那扇被重重关上的门，摇了摇头。他拿起桌上的借调函，又看了一遍，目光停留在落款那行字上。公安部刑侦局的借调函，他当了二十八年警察，见过三次。前两次调来的都是全国顶尖的专家，这一次，调来的是一个三十三岁的年轻人。
他在想一件事——能让公安部亲自发函借调的人，要么是真正有本事的，要么是背后有人的。
而这个江临，可能两者都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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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沉舟走出局长办公室，右转，沿着走廊往重案组的方向走。
走廊很长，两侧是一扇扇紧闭的门——法医室、物证室、技术科、档案室。日光灯管把走廊照得惨白，地面是浅灰色的水磨石，被无数双鞋踩得发亮。他的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响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像心跳。
然后他看见了江临。
江临靠在走廊尽头的墙上，左手插在裤兜里，右手举着一杯咖啡，正慢慢地喝。他的姿势很松弛，肩背贴着墙壁，一条腿微微曲起，脚掌撑着地面。他显然不是路过，他在等人。
陆沉舟的脚步没有停，但速度慢了一丝，慢到只有他自己能察觉。
他在等——或者说，他在想。
江临听见了脚步声，但没有立刻抬头。他先喝了一口咖啡，然后才慢慢地抬起眼睛，目光从杯沿上方看过来。那双眼睛里没有惊讶，没有紧张，甚至没有什么表情，就像一个人看着另一个他早就知道会来的人。
陆沉舟走到他面前，没有停。
但江临先开口了。
“陆队。”他的声音不大，在走廊里也不会产生回音，像一颗石子被精准地投进水面的某个点，刚好让涟漪波及到该波及的地方，“局长怎么说？”
陆沉舟停下脚步，但没有看他。他看着走廊尽头那扇窗户，窗外是灰白色的天，没有太阳，也没有云，只是一片茫茫的空。
“与你无关。”他说。
江临笑了，那种笑容陆沉舟在他脸上见过两次了——温和的、没有攻击性的、甚至可以说带着一点友善的笑。但陆沉舟觉得那种笑容像一个壳，壳下面藏着的东西，他看不见，也不想看见。
“那就是没同意了。”江临说，语气里没有失望，也没有得意，只是在陈述一个他早就知道的事实。
他从裤兜里抽出手，伸到陆沉舟面前。手指修长，指甲修剪得很整齐，掌心里躺着一根棒棒糖——橘子味的。
“消消气？”江临说。
陆沉舟低头看着那根棒棒糖。
橘子味的，和他平时吃的那种同一牌子。包装纸上印着一个橙色的水果图案，边缘有一点点褶皱，像是被人攥在手里有一阵子了。
他的脑子里闪过一个画面。
十八年前，一个十五岁的少年，从口袋里掏出两根棒棒糖，一根橘子味，一根草莓味。他把橘子味的递过来，自己剥开草莓味的塞进嘴里，含糊不清地说：“沉舟哥，你吃橘子味的，我吃草莓味的，这样我们换着吃，就能吃两种味道了。”
陆沉舟没有接。
他绕过江临，继续往前走。他的脚步不快不慢，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，像是要把什么东西碾进地面里。
他没有回头。
所以他不知道，江临举着那根棒棒糖的手，悬在半空中停了多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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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廊尽头，脚步声终于消失了。
江临把手收回来，低下头，看着掌心里那根橘子味的棒棒糖。糖纸上的橙色水果图案在日光灯下泛着冷白的光，褶皱的纹路像掌纹一样细密。
他把棒棒糖举到眼前，对着灯看了一会儿。
然后他轻轻地、轻轻地说了一句话，声音小到连走廊的回音都不屑于承载。
“你还是不肯接。”
他把棒棒糖收进外套内兜，和那个小本子、和那张褪色的照片放在一起。内兜里有三样东西了——本子、照片、棒棒糖。它们贴着他的胸口，被体温焐着，像三颗不同温度的心脏。
江临喝完最后一口咖啡，把纸杯捏扁，扔进走廊尽头的垃圾桶。纸杯落进桶底的声音很轻，像一声叹息。
他转身，朝着和陆沉舟相反的方向走去。
他的办公室在走廊的另一头，一间朝北的小房间，之前是杂物间，上周刚腾出来。屋里只有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、一个铁皮柜，墙上连钉子都没有。他昨天花了两个小时把屋子收拾干净，擦了三遍地，把桌子摆在了窗户旁边。
今天早上，他出门之前把一支钢笔放在桌子正中，笔尖朝北。这是他在FBI养成的习惯，笔尖朝北，代表着方向——不管你在哪里，总得知道北在哪里。
他推开那间小办公室的门，走进去，坐下。
桌上放着一份他今早复印的“血色盛夏”卷宗节选，摊开在第三起案件那一页。照片里的少年，十六岁，跪在地上，额头触地，后颈三个针孔。少年半睁着眼睛，瞳孔灰白，像是在看镜头，又像是在看镜头后面的人。
江临看着照片里的少年，看了很久。
他伸出手，把照片翻过去了。
背面是手写的编号和日期——十八年前的夏天，字迹是老周的手笔，用的是蓝色圆珠笔，墨水已经洇开了一些，但每一个字都还能辨认。
江临合上卷宗，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睛。
窗外的天光从玻璃透进来，在他脸上投下一层薄薄的灰白色。他的睫毛微微颤动，像蝴蝶翅膀在风中挣扎。
他在想刚才走廊里的那个瞬间。
陆沉舟走过他身边的时候，他看到了一样东西。
不是陆沉舟的脸——那张脸他已经在脑海里复习了十八年，每一个角度、每一种表情、每一条细纹的生长方向，都画在一张无形的纸上，钉在记忆的墙上。他不需要再看。
他看到的是陆沉舟的右手。
那只手握成拳头，指节发白，青筋从手背一直延伸到袖口里面。那只手在发抖，幅度很小，小到只有他这种观察了十八年的人才能发现。
陆沉舟在生气。
但气的不是他江临，也不是局长。
他气的是自己。
因为他在局长办公室的那十几分钟里，一定想起了什么。想起了十八年前的某个傍晚，想起了那条巷子，想起了那辆白色面包车，想起了那句“跑啊”。
每一次想起这些，陆沉舟就会生气。气自己没有回头，气自己跑了，气自己活了十八年却没有找到那个失踪的少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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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期待烟花漫天,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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