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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继续查。从他服刑期间的接触对象查起,从他出狱后的落脚点查起,从他手机通讯录里的每一个号码查起。”
小刘在本子上记着。“是。”
回到市局已经是下午了。陆沉舟坐在自己的工位上,面前摊着陈志远的尸检报告和现场勘查记录。他把两份文件并排放在一起,一行一行地对照。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,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,轮流抬起、落下,敲着那首曲子的节奏。那节奏从第十三小节开始,到第二十小节结束,然后又从头开始。
江临坐在他旁边,也在看文件。他把陈志远的照片一张一张地排开,从远景到近景,从整体到局部。他把那张后颈刻痕的特写抽出来,放在最上面。他看着那个符号,看着那个圆圈,那条横线,那两个向下弯的端点。他的手指在照片的边缘上慢慢地、一下一下地摩挲着。
“沈鹤亭的日记里,写过这个符号的意义。”他的声音很低。“他说,圆圈代表封闭,横线代表阻隔,向下弯的端点代表坠落。合在一起的意思是——没有出口。你进来了,就出不去了。”
陆沉舟的手指在桌面上停了一下。“他是刻给谁看的?”
“刻给所有人看。刻给受害者看,刻给我们看,刻给这座城市看。他在说,这里是我的地盘。你们在我的地盘里,我让你们进来,你们才能进来。我不让你们出去,你们就出不去。”
老韩站在门口,端着那个搪瓷缸。他没有敲门,就那么站着,看着办公室里两个人并排坐着的背影。“像不像?”他没有头没有尾地问了这么一句。
阿苗从走廊里探出头。“像什么?”
老韩没有回答。他端着搪瓷缸走进去了,把那本黑色牛皮日记的复印件放在陆沉舟的桌上,翻开到用红笔做了记号的那一页。
“沈鹤亭在日记里提到过一个人。没有写名字,只写了四个字——‘他会来’。”
陆沉舟看着那一页。“他会来?”
“沈鹤亭写这个的时候,是二〇〇五年七月。林屿失踪的那个月。他知道会有人来找他。他知道来找他的人,不是警察,不是林屿的家人,是另一个人。他没有写那个人是谁,但他在日记里反复用了同一个词来形容那个人——‘像’。”
“像什么?”
“像他自己。他说那个人和他一样,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,能做出常人做不出的选择,能在黑暗中看清方向。他说那个人比他更年轻,比他更有耐心,比他更懂得等待。他说那个人在等他犯错。他在日记里写,他不会犯错。但他犯了。他死了。那个人还活着。”
办公室里安静了。安静到能听到墙上那台挂钟的秒针在跳,一下,一下,一下。陆沉舟看着日记上那四个字——“他会来”。他的手指在那四个字上停了一下。“‘校长’。”
老韩点了点头。“‘校长’。”
江临从工位上站起来,走到窗前。窗外的天从浅蓝变成了深蓝,从深蓝变成了灰黑色。路灯亮了,橘黄色的光落在窗台上,落在那盆阿苗送的多肉植物上。那盆多肉是上个月她搬来的,说放在电脑旁边可以防辐射。他把它从窗台的一端挪到另一端,让那道光落在它的叶片上。他看了一会儿那盆多肉,转过身。
“我们会找到他的。”
陆沉舟看着他。那盏路灯的光从窗外涌进来,落在江临的肩上,把他的半边身体照成了橘黄色。另外半边藏在阴影里。那道明暗分界线从他的肩窝开始,经过他的胸口,经过他的腰,经过他的大腿,把整个人分成了两半。一半在光里,一半在影中。他的眼睛里有路灯的光,橘黄色的,暖的。
“一起。”
江临的嘴角弯了一下。那弧度不大,是那种一个人在听到一个他已经知道答案、但还是要再听一遍的问题时,得到了和预期完全一致的答案时会露出的那种笑。他把手伸进口袋里,摸到了那枚钥匙。钥匙的齿槽在他的指腹下划过,一道一道的,像一条很小很小的、被压扁了的山脉。他把它握在手心里。
阿苗从走廊里跑过来,手里拿着一沓刚刚打印出来的文件。她的脚步声很快,快到声控灯一盏一盏地亮起,像一串被点燃的鞭炮。她跑到办公室门口,没有敲门,直接进来了。“陆队,江顾问,我查到了。陈志远在服刑期间,有一个狱友。那个人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公开记录里,但我在监狱的访客登记簿上找到了一个名字。那个人每个月都去探望他,用了不同的化名,但签名的笔迹是一样的。”
她把文件翻到最后一页,指着一行手写的签名。那行签名的笔画工整,横平竖直,没有连笔,没有潦草的省略。写“一”的时候起笔和收笔都有顿笔,像一个人在写毛笔字。写“个”的时候那一竖写得很直,像用尺子比着画的。
和沈鹤亭的字一模一样。
陆沉舟的手指在那行签名上停了一下。“那个人还活着。他还在。他一直在。”
江临从窗前走回来,站在陆沉舟的工位旁边。他看着那行签名,看着那些和沈鹤亭一模一样的笔画。他伸出手,把那张纸从桌上拿起来,对着灯光看了一眼。光透过纸张,把背面的笔痕照了出来——那些字的背面是凹进去的,是写字的人用力太大,笔尖在纸面上留下的沟壑。他的指腹在那些沟壑上慢慢地、一下一下地移动着。
“他的字比沈鹤亭的更用力。”
陆沉舟看着他。“你连这个都看得出来。”
“看多了就看出来了。”
江临把那张纸放回桌上,把手指收回来,插进口袋里。那枚钥匙在他的掌心里,被他的体温捂得温热。
墙上的挂钟指向了六点。窗外的天已经完全黑了。办公室里的人陆续走了,小刘走的时候把灯关了一半,只留了陆沉舟和江临头顶的那一排。日光灯管嗡嗡地响着,光很白,很亮,把两张并排的工位照得没有一丝阴影。陆沉舟靠在椅背上,把棒棒糖从嘴里拿出来,塑料棍上还沾着糖渣。他看着墙上那块白板,那块写满了名字和日期和箭头的白板。“血色盛夏”的受害者照片贴在白板的左边,一张一张的,黑白的,泛黄的,有些人的脸已经模糊了,看不清五官,只有轮廓还在。沈鹤亭的照片贴在右边,是从那张黑白证件照上放大复印的,银框眼镜,浅色眼睛,微微上扬的嘴角。
江临站在白板前面,面对着那些照片。他的目光从左边移到右边,从那些受害者的脸移到沈鹤亭的脸,从沈鹤亭的脸移到一个空白的、还没有贴任何东西的位置。那个位置在白板的正中央,比其他的照片都高出一截,像一个还没有人坐上去的王座。
陆沉舟从椅子上站起来,走到白板前面,站在江临旁边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,不是棒棒糖,不是钥匙,是一张照片。八寸的,彩色的,拍的是沈鹤亭车窗玻璃上那个用血画的符号。他用一枚图钉把照片钉在了白板正中央那个空白的、高出一截的位置上。图钉穿过相纸的声音很轻,噗的一声,像一个人在很小声地叹气。
“还差一个‘校长’。”
江临看着那张照片,看着那个红色的符号。“我们会找到他的。”
陆沉舟把那根棒棒糖的塑料棍从嘴里拿出来,放在白板的凹槽里,和那些马克笔并排摆着。“一起。”
江临看着那根塑料棍,白色的,细细的,上面还残留着一点糖渣。他伸出手,把那根塑料棍从凹槽里拿起来,捏在手指间,看了一会儿。这是他见过的第二根了,第一根是他自己在海边含完的那根,塞在口袋里,和那些东西放在一起。这一根是陆沉舟的。他把塑料棍放回去了。放的位置不是凹槽的正中央,是偏左的那一边,靠着他自己的方向。
陆沉舟看着他把塑料棍放在靠左的位置。他的嘴角有一个非常细微的弧度。他从抽屉里拿出那罐可可粉,舀了一勺,放进江临那个已经凉了的杯子里,用热水冲开,用筷子搅匀。他把杯子端到江临的桌上,放在键盘的左边,鼠标的右边。
江临看着那杯热可可,看着可可粉在热水表面慢慢下沉的过程。那些棕色的粉末在液面上打着旋,一圈一圈的,从中心向四周扩散,像一朵正在绽放的、棕色的花。他把它端起来,喝了一口。可可的温度刚好,不烫不凉。可可的甜度刚好,不浓不淡。
窗外的路灯还亮着。对面那栋楼的窗户里亮着灯,四楼左边第二个窗户,窗帘没有拉,灯亮着。那盏灯每天晚上都会亮,从他搬进翠屏路十七号的那一天起,那盏灯就没有灭过。他知道那不是他忘了关,是他故意留着的。他留着那盏灯,等他回去。
陆沉舟也看到了那盏灯。他的目光穿过窗户,穿过那片橘黄色的、温暖的、不真实的光,落在那扇没有拉窗帘的窗户上。那盏灯在四楼左边第二个窗户里亮着,像一颗被钉在黑色天鹅绒上的、不会坠落的星星。他把棒棒糖的糖纸揉成一团,扔进了垃圾桶,塑料棍还放在白板的凹槽里,靠左的位置。
江临把他的名字写在白板的右下角,用黑色马克笔,字迹工整,笔画干净,捺末端的弧度清晰。他写完之后,把马克笔放回凹槽,放在那根塑料棍的旁边。陆沉舟拿起红色马克笔,在他的名字旁边画了一个圈。红圈套着黑色的字,像一轮很小的、正在升起的太阳。
阿苗站在门口,没有进来。她看着白板上那两个名字,看着那个红圈,看着那根放在凹槽里的、靠左的塑料棍。她的眼眶红了。她没有进去,没有拍照,没有在群里发任何消息。她转过身,轻轻带上了门,走了。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,惨白的光照在她身上。她的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,和之前每一次一样,轻的,快的,带着一种年轻人特有的那种充满弹性的节奏。
她的嘴角翘得很高。
第68章 那片海,那个人
案子没有结束。“校长”还藏在暗处,那些失踪的青少年还没有全部找到,沈鹤亭日记里那些被红笔圈出来的名字还一个个地等着被核实。但专案组决定给自己放一天假。不是老韩提议的,不是局长批准的,是阿苗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:“周六天气晴,最高温度十二度,适合出门。”小刘跟了一句:“去哪?”阿苗说:“海边。”没有人反对。
三月八日,周六,海滨城迎来了入春以来最暖和的一天。天空是淡蓝色的,那种蓝很薄,薄到像一层被水稀释过的颜料,刷在天上,刷得不太均匀,有些地方深一些,有些地方浅一些。太阳从东边升起来,把金色的光洒在海面上,碎成无数细小的、亮晶晶的碎片。风还是凉的,但不刺骨了,吹在脸上带着海水的咸腥和泥土解冻后的潮湿。沙滩上的雪已经完全化了,露出下面灰黄色的沙子和那些被海水冲上岸的、白色的、圆润的贝壳碎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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