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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祈安看着那袋东西，在玄关站了两秒。然后他把袋子系好，放进帆布包里，穿上运动鞋，拉开门。 “我走了。” “嗯。路上慢点。” 门关上了。陆执站在水槽前，手里拿着豆浆机，客厅突然变得很安静。 天桥上，烤红薯大叔远远地看到沈祈安走过来，眼睛一亮，放下手里的火钳，快步迎上去。 “小师父！你可算来了！这几天你都没来，我还以为你回老家了！”大叔上下打量了他一番，“怎么瘦了？脸都白了。是不是生病了？” “发烧了。已经好了。”沈祈安走到老位置，放下帆布包，开始铺蓝布、支小桌、插旗子。他把桌腿下面的符纸又多垫了一层，把旗子夹在栏杆上的夹子换了一个新的，把铜镜用袖子擦了又擦，擦到镜面能清晰地映出人脸才停手。 大叔看着他做这些，从炉子里夹出一个最大的红薯，用三层纸袋包好，走过去放在桌上。 “病好了也要补补。红薯补气，你多吃点。” 沈祈安抬头看了大叔一眼，把纸袋推回去。“我吃过了。早上带了包子。” “包子是包子，红薯是红薯。不冲突。” 沈祈安看着那个红薯，又看着大叔认真的表情，没有再推。他把红薯放在桌角，打算中午吃。 上午的生意比平时好。也许是因为他好几天没来，老客户们积攒了一些问题等着他。九点多来了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，问工作调动的事；十点来了一个年轻妈妈，问孩子的学业；十点半来了一个退休阿姨，问晚年的财运。沈祈安一个一个地看，一个一个地算，语速不快但条理清晰，每一句话都说在点子上。 那个年轻妈妈走的时候，在桌上放了五百块钱。“小师父，你算得太准了。我家孩子上次考试之前你来了一道文昌符，他真的从班级第十五名考到了第八名。这点钱你拿着，就当是谢礼。” 沈祈安看着那五百块钱，没有推辞。他把钱折好，放进口袋，然后从帆布包里拿出一张叠成三角形的符纸递给那个年轻妈妈。 “这是新的文昌符。孩子期末考试之前放在他书包里就行。” 年轻妈妈接过符纸，连说了好几声谢谢，高高兴兴地走了。烤红薯大叔在旁边看着，摇了摇头。“小师父，你这生意是越来越好了。我看你以后别回去了，就在这儿扎根吧。” 沈祈安没接话，把钱从口袋里拿出来又数了一遍。加上前几个人的，一共六百三十块。这是他病愈后第一天回来摆摊，收入比他预想的好很多。他把钱叠好，放进贴身的小布包里。 中午，陆执果然没回来吃饭。沈祈安发了条短信问他吃了没，他回了一个字：“忙。”沈祈安没再打扰他，自己买了一份盒饭。 吃完饭，沈祈安靠在椅背上，看着天桥上来来往往的人。秋天的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，他抬起头，看着天上的云。这里的云和山上的不一样，山上的云是成片的、连绵的，像海洋；这里的云是一块一块的，被风吹着跑，像赶路的人。 口袋里的手机响了。翻盖机的铃声在嘈杂的天桥上不太明显。他翻开盖子，是陆执。 “下午没事的话，来局里一趟。入职手续就差你签字了。” “好。我现在过去。” “我让小刘去接你。你等着。” “不用。我坐公交车去。”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秒。“你知道路吗？” “知道。” “行了，你来吧。到了给我打电话，我下楼接你。” 挂了电话，沈祈安开始收摊。烤红薯大叔问他下午还回不回来，他说不回来了。 沈祈安到了刑侦大队，站在台阶上，抬头看着那栋灰白色的办公楼。上次来的时候是晚上，没看清全貌。现在白天看，这栋楼比他想象的旧——外墙的涂料有些脱落了，窗户框生了锈，门口的石狮子有一只的底座裂了一道缝。但楼的“气”是正的，沉稳、厚重、带着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。 陆执从楼里走出来，穿着一件深色的衬衫，袖子卷到手肘，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。阳光照在他身上，把衬衫照得有些透，能看到肩膀和背部的线条。他的头发比早上出门的时候乱了一些——大概是在办公室里抓过很多次。看到沈祈安，他加快了脚步，走下台阶。 “到了。进来吧。”陆执把文件夹夹在腋下，伸手接过沈祈安肩上的帆布包，“你带着这个干什么？签个字而已，又不是来办案。” “习惯了。不背着不踏实。” 陆执摇了摇头，拿着包走在前面。沈祈安跟在他身后，穿过走廊，上了楼梯。走廊里的民警看到他们，有人打招呼“沈顾问好”，有人点头微笑，还有一个小伙子从办公室里探出头来看了一眼然后缩回去了。沈祈安一一点头回应，表情还是那副清冷的样子，但陆执注意到他的耳朵尖微微红了一点。 办公室和上次一样，桌上堆满了文件和卷宗，白板上贴着案件的照片和笔记。但今天多了一样东西——办公桌上放着一个马克杯，白色的，上面印着“特别顾问”四个字，字是蓝色的，旁边还有一个警徽的图案。 “给你的。”陆执把杯子拿起来递给他，“局里定制的，每个人都有一个。你的职位是特别顾问，就印了这个。” 沈祈安接过杯子，翻来覆去看了两遍。杯子的质地很好，瓷白的，釉面光滑，印的字也清晰。他端着杯子，低头看那四个字，“特别顾问”，下面还有一行小字：“刑侦大队”。他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手指在杯壁上轻轻摩挲了一下。 “谢谢。”他说。 “不用谢我，是办公室定的。”陆执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A4纸，放在桌上，“来，签字。签完你就是正式顾问了。” 沈祈安拿起笔，在纸的末尾签了自己的名字。三个字，沈祈安，和他旗子上的一模一样，端正秀丽。签完之后他把笔放下，看着那张纸。 “就这些？” “就这些。剩下的流程办公室会走。你的工资下个月开始发，打到——打到我的卡上。我帮你存着。”陆执把文件夹收起来，“你那个财缺，我还没想好怎么破，但至少钱在我卡上，不会掉进下水道。” 沈祈安的嘴角弯了一下。“那个是意外。” “什么意外？你之前说钱被风吹走了、被小偷偷走了、掉进下水道了、看病花完了、房东赔完了——你这不叫意外，叫规律。” 沈祈安想了想，发现自己确实无法反驳。“不过那五万捐给福利院之后，我好像运气好了一点。也许是积了功德，命格松动了一些。” “那以后多发你奖金，你都捐了。” “好。” 陆执看着他。“我不是认真的。我是说，捐不捐是你的事，我不会拿你的钱替你做主。” “我知道。” 两人对视了一秒。陆执移开目光，拿起桌上的马克杯塞到沈祈安手里。“拿着，回去用。别放在办公室，会被人拿走。” “谁会拿？” “小刘。他看到什么好看的杯子都拿。” 沈祈安把杯子放进了帆布包里，和其他东西挤在一起，发出轻微的碰撞声。 下午四点多，沈祈安回到了天桥。他没有再摆摊，而是坐在之前常坐的位置上，手里拿着那个新马克杯，杯子里装着烤红薯大叔给他倒的热茶。 今天的阳光很好，秋天的天很高，云走得很快。天桥上来来往往的人各怀心事，有人匆匆赶路，有人停下来买一个烤红薯，有人在天桥上打电话，声音大到整条桥都能听到。 沈祈安看着这一切，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。这种感觉他以前没有过——不是对城市的陌生感，也不是对山上的思念，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、既亲切又疏离的东西。他在这座城市住了快两个月了，从地下室的潮湿到二十二楼的落地窗，从天桥上的陌生人到陆执家的餐桌，从一个人吃饭到有人等他回去。这些变化不是突然发生的，而是一点一点积累的，像水滴石穿，等他意识到的时候，已经变了很多。 他拿出手机，翻开盖子，给师父发了一条短信：“师父，我找到工作了。刑侦大队的特别顾问。” 几分钟后，回复来了。“工资多少？” 沈祈安看着这几个字——师父永远先问工资。他打字回复：“五千。还有奖金。” “不错。比你在天桥摆摊强。” “天桥我也去。白天去天桥，有案子才去局里。” “随你。钱别乱花。不对，你花也花不了，你那命格——” “我知道。钱打到朋友的卡上，他帮我存着。” 这次回复来得慢了一些。“什么朋友？” “陆执。就是上次跟你说过的那个警察。” “……他对你不错？” “嗯。很好。” 沉默。很久的沉默。沈祈安以为师父不会回复了，把手机合上准备放进口袋的时候，手机震了一下。他翻开盖子。 “那就好。有空带他来山上。我看看。” 沈祈安盯着那几个字看了好几秒。 “有空带他来山上。我看看。”——这不是在说“来看看师父”，是在说“让师父看看这个人”。师父的语气虽然平淡，但沈祈安知道这七个字的重量。师父从不会主动邀请任何人上山。他在山上住了十六年，来道观的香客很多，但师父从没对谁说过“来山上看看”。 沈祈安把手机合上，放进口袋。他的手指在口袋里握着那部老旧的翻盖机，指腹摩挲着机壳上的磨痕。太阳偏西了，天桥上的光线变成了暖橙色，把行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他的影子也在其中，和无数人的影子叠在一起，分不清哪个是谁的。 陆执说下班来接他。他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，五点二十，陆执应该快下班了。他把马克杯里的最后一口茶喝完，把杯子擦干净，坐在这里，等一个人来接他。 这种感觉很奇怪。在山上十六年，他从来没有“等一个人来接”的经历。 五点四十，陆执的摩托车出现在了天桥下面。他摘下头盔，抬头朝上看。沈祈安正靠在栏杆上，怀里抱着那面旗子，夕阳在他身后铺了一片金色。他看到陆执，把旗子卷好放进包里，背起帆布包，手里拿着那个“特别顾问”的马克杯，走下天桥。 “等很久了？”陆执把备用头盔递给他。 “没多久。”沈祈安戴上头盔，跨上后座。他一只手搂着陆执的腰，另一只手护着怀里的帆布包和马克杯，杯子和铜镜在包里碰撞发出轻微的声响。 陆执发动摩托车，驶入车流。傍晚的风比白天凉了一些，但不算冷，吹在脸上很舒服。沈祈安靠在陆执的背上，透过衣服的布料能感觉到他的体温。这个体温他越来越熟悉了——从第一次坐摩托车的紧张，到现在自然而然地靠上去，中间只隔了不到两个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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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期待烟花漫天,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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